区域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本文以基于相对价格法计算的区域市场分割指数与200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指标为基础,分析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抑制过程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同样显著;市场分割通过环境规制、创新资源配置、数字普惠金融效应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位于东西部地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低集中度行业的企业、处于低融资约束水平和低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以及国企的绿色技术创新受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能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2)“宽带中国”战略试点通过强化政府科教投入、提升人才集聚水平和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三条路径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的“量”与“质”;(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存在大中小规模城市异质性。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强“宽带中国”战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多重性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逐步回归法、联合显著检验法和调节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多重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存在既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遮掩”的多维关系;考虑时间和空间外部性,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本地-邻地”溢出效应,长期来看,会抑制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需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城市减排的结构和效率双向激励,鼓励关联产业合理集聚,重视“本地-邻地”的产业分工协同。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②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③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减税降费为企业提质增效了吗?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转变与影响的异质性,发现:(1)减税降费力度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2)减税降费通过人力资本激励和创新激励两条路径为企业增效提质,进一步从员工规模、职工薪酬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分两阶段考察,由碎片化向普惠性的政策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规模、行业、产权等异质性。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给实体部门带来经济绩效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出绿色价值。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制造业各部门投入服务化水平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结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行探讨,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减排效应的释放。异质性检验表明,低能耗企业的投入服务化更能发挥出污染减排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投入国内服务要素更有利于企业实现污染减排,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减排效应更高。因此,企业应积极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理念纳入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努力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何以影响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形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并最终形成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1—2020年249个城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指数,使用18个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价格指数测度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程度,进而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统一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同时该影响在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效应增加和创新创业规模效应的提升这两条路径来实现的。因此,为实现“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目标,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当前重要任务,金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实现机制,财政政策也是调控结构转型的重要工具。基于我国2003-2015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受金融发展影响的程度要大于中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不同的效应,且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收入分权更能发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支出分权的作用更大。

技术进步、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

基于技术差距理论,运用Fagerberg技术经济增长模型、扩展Cobb-Douglas函数,根据中国1995—2014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科技成果没有很好地转化成生产力,修改之后的技术经济增长模型更适用于中国;1995—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率达到27.63%,技术市场交易更能反映中国技术进步水平;技术进步贡献度呈现下降趋势,快速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主因。

技术进步对中国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污染排放的视角

用DEA分析方法与纵横拉开档次法测算1995-2014年各省技术进步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并分析了全国和分区域技术进步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的变动趋势。在IPA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技术进步与环境质量的理论模型,分全国整体、分区域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改善环境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工业化趋势增加了环境污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降低环境污染。

供给侧视角下创新与企业成长研究——以华为公司为例

企业创新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累积过程,具有循序渐进的跃升特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协同驱动,能增强企业竞争力。本文基于华为各阶段创新特点与产品升级等关键性事件,考察和分析华为公司创新模式形成及演化,发现华为存在"自主-连续-开放"的创新成长框架。从供给侧视角分析企业成长过程中,创新与企业成长、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市场与政府、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企业家精神与创新、阶段性成长与持续创新等各方面具有互动关系。

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率与经济增长

基于资本产出比,利用1995-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研究发现:1995-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符合卡尔多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保持3%左右的差距;2008年开始的政府4万亿投资并没有阻止经济的下滑,中国资本产出比增加的事实与发达国家长期趋于下降的趋势不吻合,是因为技术进步未能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结果,依赖大规模投资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道路已不可持续。因此保持一定的技术进步率,提高资本产出弹性,提高单位资本产出和资本回报率,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

新时代对内融合与对外开放再考量——以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衡量为例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将由先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带动,这也意味着必须要处理好对内融合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长三角地区凭借其经济实力与地位,其高质量发展对全国具有极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对外开放和对内融合的贡献度,发现对内融合与对外开放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均有正向作用,且对内融合比对外开放的贡献更高。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外部性及异质性——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协同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式环境治理特色和“双碳”目标,运用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探究环境治理全过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呈现“U”型关系和负向溢出影响,且具有工具选择、地区差异以及资源禀赋异质特征;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协同有利于深化产业内部分工,促进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细分行业下,高端生产性服务行业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环境规制协同效应发挥。合理执行环境规制,有利于解决区域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现象严重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绿色悖论”效应等问题。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和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相较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此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与结果指数均有正向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结果指数的促进作用。(4)人力资本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技术结构升级带来的中介效应。

企业家精神、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来自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0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考察产业政策嵌入对企业家精神作用于企业绩效传导路径的影响,同时运用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进一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够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两方面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越高,企业博弈能力越强;在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外部冲击性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非省会城市的企业受产业政策影响后绩效提升效果更佳,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逐年减弱。

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的空间传导路径分析

在理论分析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创新评价指标,引入3种不同类型空间权重,选取2000-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不仅促进本地产业结构优化,还有助于邻近地区合理化发展,但对邻近地区高级化的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并存;省域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负向溢出效应;技术创新能够通过一个直接路径和空间效应形成的3个间接路径作用于本地及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的"先富带后富"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实现的。

论创业氛围的形成与传导机制

本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有不止一个省份的政府提出营造“全民创业”社会氛围的政策主张,安徽省也在其中。但政府希望全民创业的良好愿望与民间创业氛围的营造、创业活动的活跃如何形成互动,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与探索。政府的“热”与民间的“热”是不同的,只有政府意愿、创业外生环境与创业内生氛围之间的传导机制运行顺畅,政府的“热”才能顺利转化为民间的“热”,而民间的“热”也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