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这两位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康梁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围绕《新学伪经考》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

戊戌前后发生在湖南的新旧冲突,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霸权的典型例子。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新政,是甲午战争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湖南固然"真守旧之人"不少,但当时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官绅主流倾向是开新的,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变法维新。"真守旧"的徐树铭、谭钟麟等湖南籍官绅的奏疏、书札,却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论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及其影响

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有过关于铁路建设的一场大论争,刘锡鸿作为反对派的代表,其主张颇具特色。他将反对修建铁路的理由,概括为八不可行、八无利和九有害,阐述得最为全面,影响也最大。透过刘锡鸿的铁路思想,我们可窥见晚清守旧思想的一个侧面。

论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义和团的态度

论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义和团的态度江中孝２０世纪初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如迅猛狂飓席卷着中国北方大地，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并乘此机会登台表演，以达其不同的政治目的。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一时间呈现出复杂纷...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刍论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武昌起义前,他的革命生涯“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曾多次领导人民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做了一定的准备。过去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对此作过大量论述,提出不少有益的见解。略嫌不足的是,他们往往在颂扬孙中山那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献身精神时,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出他脱离群众、单纯军事冒险主义,而缺乏作历史的分析和解释,给人以公式化的印象。近来虽有人对此提出疑议,们仍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笔者不揣谫陋,试就孙中山领导的这些反清武装起义中的所谓单纯军事冒险主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管窥蠡测,不妥之处,祈求教正。

广东科学文化建设的丰碑──《广东百科全书》座谈会纪要

广东科学文化建设的丰碑──《广东百科全书》座谈会纪要《广东百科全书》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经过７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历时六载，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今年６月３日，该书编委会在广...

邓世昌生年小考

最近出版的《广东省概况》第22页,断定邓世昌先于1855年.山东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纪念馆,注明邓世昌十二岁考入福建船政学堂.这与前说基本相符,因邓世昌入学堂时间为1867年,推其生年即是1855年.上述两说,可能来自《番禺县续志》(以下简称《续志》)有关邓世昌的记载,因为《续志》记载邓世昌牺牲时“年四十”,中国过去习惯以虚岁来计算年龄.若1894年邓世昌为40岁.推其生年则为1855年.

速度·水平·效益——潮州市机绣服装总厂在竞争中崛起

风光旖旎的粤东文化名城潮州市,有一家在市场竞争中勇于开拓,不断进取,重质量,讲创新的外向型高效益企业.它就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潮州市创汇大户——潮州市机绣服装总厂.潮州市机绣服装总厂建于1980年6月,是由极不景气的腰果厂转产而来的.当时,上级仅拨给7万元开发费,加上一幢尚可使用的720M^2旧厂房,却要承担200名工人三个月的转产工资.面对如此现状,真令人蒿目时艰.但这个厂的干部职工并没有退缩,他们在厂长詹炳丰的带领下,立足现实,分清利弊,瞄准国内外服装市场,果敢决策,开拓进取。

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说成是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康有为的“两考”在当时虽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朱一新、洪良品、翁同稣、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两考”也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

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

以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为推行新政所颁发给京城内外臣工的上谕,除各项改革措施外,就书籍而论仅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影响最大,光绪帝所强调的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也与这两本书的主张基本契合。康有为在资历、品性、学术上都难以令人信服,其思想学说在规模空前的维新实践中也难以起到理论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