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人与自然“空间”关系的哲学探微

如何统筹推进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简称“三生空间”)的深度优化,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空间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议题。人类世纪元,自然日益受到人类各种活动的侵蚀和空间挤占,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的正常运转,最终导致生态系统服务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甚至未来可能会面临崩溃风险。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主要是一种绿色生产力,其在自然观、发展观和消费观中均体现了绿色理念。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借助于新兴科技手段,基于预警原则、“自然恢复为主”理念以及多元化的空间治理,无疑能够有效地释放生态空间的压力和承载力,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相互协调和融合,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在空间维度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共生。

民间物理学:“亨普尔难题”的一个根源

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在如何刻画物理属性上陷入了亨普尔难题。困境源于要么依赖于当前的物理学来刻画物理属性使得物理主义必然为假,要么依赖于未来的物理学从而导致物理主义空洞地为真。亨普尔难题的一个心理学、认识论根源就在于科学的物理学总是深受民间物理学制约,难以摆脱民间物理学错误的概念框架,从而导致物理主义在借助科学物理学来定义物理属性上始终都是不完备的。通过破除这种错误的概念框架,进行一场物理概念革命,才有可能合理地解决亨普尔难题。

生态系统的“同一性危机”及其化解--超越牛顿机械世界观的“机器隐喻”

在化解克莱门茨和格里森关于植被群落机体论和个体论之争中,坦斯利正式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而遗留下生态学历史性难题。尽管奥德姆兄弟基于物质和能量循环对生态系统重新进行界定,这一生态系统观念的变革由于本体论的整体论和方法论的还原论而备受责难,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学科本身都陷入“同一性危机”。通过诊断,他们背后都潜藏着机械论世界观,纠缠着“机器隐喻”情结,误把生态系统当作单子式的、空间边界明晰的实体单元,由于其边界不清而导致所谓的“同一性”困境。以帕滕为首的新兴系统生态学基于网络结构,构建不同于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把环境重新纳入“生态-系统”内部,指出它是不同于实体的功能性关系实在。

穿越生态学中的本体论迷津——对传统层次观的一种解构

在当代的生态学研究中,本体论迷津所引发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使得生态学陷入"危机"之中。通过诊断可以发现潜藏在争论背后的一套错误的形而上学,即认为世界表现为一种垂直的层次观。事实上,这种概念框架是生态学家对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的保留。解构这种传统图式,利用"尺度"概念,以"生态网络"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或可构建一种结构性实在的新生态学图景。

生态学数学建模权衡悖论探析

生态学家Levins指出,在种群生物学的数学建模中,要想同时最大化模型的普遍性、真实性和精确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三者相互制约,构成权衡,由此他提出三种建模策略。1993年,Orzack和Sober首次撰文对此进行反驳,否认权衡的存在。自此,科学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了这场争论,Odenbaugh、Weisberg等对此作出了回应。他们争论的原因,就在于忽视或未能正视造成权衡的一个形而上学根源。由于结构的复杂性、复杂的过程以及进化的多样性,生态学对象是一个极其异质的系统。异质性和普遍性之间有着二元张力,相应地会导致权衡出现。

汉弗莱论意识“困难问题”的问题及其诊治——西方意识理论形态的又一创新

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尽管诞生了各种理论,但始终难以回应意识的"困难问题"。根据汉弗莱的诊断,难题的关键就出在"问题"上。所谓的"困难问题"不过是人们基于第一人称视角提出的一个不当的坏问题。汉弗莱利用意识的演化论证,指出意识是人脑中的"内在之眼"将特定的脑状态表征为虚幻的艺术品。这一极富个性且有较多创新内容的意识理论,为我们处理"困难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代表着当前意识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之一,但其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环境伦理视域下的“自然”观念探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前一个极为重要的生态理念。学界多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发,展开各种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乃至生态中心主义的论述。事实上,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即对"自然"概念本身进行明确清晰的界定。在生物保育的背景下,理解和辩护"自然"的本体论和伦理地位这一课题就显得极为迫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认识存在着"自然之死"和"万物自然"的两难困境,转向具体的生态科学去探寻"自然"的内涵也走不通,走向哲学式的操作定义,或能对"自然"观念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种群生态学基于个体建模的形上意蕴

种群生态学中,传统的建模策略基于种群层面,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同质化,在获得模型简单性的同时,却降低了其预测能力。新兴的基于个体建模策略考虑到了种群中物种的变异性和局域性,把建模单元还原到个体层面,尽管加大了模型的复杂程度,却提高了模型的真实性,其预测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基于个体的模型蕴含着一种方法论的个体论,使得还原论在生态学中重新复归,值得我们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

从“自然的平衡”走向“自然的流变”——生态学的后现代意蕴

不同于传统科学,生态学处在一种“诗意的栖居”中。贯穿数个世纪,人们借助于隐喻,将自然拟作一个生命、机器、超级有机体、生态系统乃至生态网络。对自然的认识从“自然的平衡”走向“自然的流变”,从“有序”渐入“无序”,这种范式的转变彰显了科学中文化建构的品质,促使我们深化对生态世界的理解。这并非是一个不断“逼近”自然、“发现”自然的实在论过程,而更多的是带有文化意蕴、建构主义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值得我们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

延展心灵观及对“因果耦合-构成谬误”的超越

延展心灵观在反驳传统笛卡尔式心灵观时陷入了"因果耦合-构成谬误",谬误的根源在于人们基于民间的"容器观"对因果、构成概念进行直觉上的二元划分。当代结构实在论批判了这种"容器观",否认因果、构成概念的常识性区分,彻底解构了独立存在的个别对象,而强调一切都是结构,所谓的心灵不过是神经、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下所突现出来的高阶复杂物理结构。这种意义上的"结构心灵"既可以破解谬误,而且在真正意义上彻底走出了传统的笛卡尔式心灵观。

何为倾向可能性?——对倾向性的一种新的解读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大多数哲学家对倾向性的语义学条件句还原和形而上学还原都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割舍休谟的反自然的必然性,而误认为一旦作出倾向性的本体论承诺,就会赋予世界以新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倾向性作为自然界真实的历时态可能性联系,完全不同于且弱于共时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这种倾向可能性路径基于属性的倾向性或者力的簇概念,给予自然以动态的可能联系,回应了各种反驳,然而也存在相应难题。

“人与自然”的探赜索隐:解构民间的生态图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课题。人类文明从顺应自然,控制自然,逐渐走向敬畏自然的逻辑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保护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引领构建健康的、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当前生态伦理学界深陷非人自然是否拥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伦理之争。事实上,争论双方背后无不潜藏着一种错误的传统生态图式,所承诺的共同预设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等概念框架存在巨大的疑义和模糊性,由此只能基于各种隐喻修辞的浪漫主义色彩呼唤人们进行生物保育。要予破解,或可借助当前科学化的、精确性的实践生态学,基于案例研究的归纳逻辑法,对其进行可操作性的哲学阐释,才能有效指导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

解构与重塑:生态完整性观念的形而上学之维

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完整性”成为当前生态伦理研究中的重要观念。人们诉诸于“自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这一判断,来描述各种人为活动可能对自然造成的环境伤害。很多人认为,人类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保持生态系统自身的“同一性”。任何侵害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人为活动都应该受到伦理上的拒斥。问题是,生态系统并非是诸如“物种”那样的自然类,后者才拥有本质主义意义的“完整性”,生态系统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内在本质,而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动态复杂系统。无论是传统上的“自然性”,还是构成上的“整一性”,都无法确切地诠释完整性的真实要义。重塑生态完整性需要新的形而上学基础。

生态学规律的“有无之辩”及其对传统科学的超越

近些年来,在生态学界和哲学界存在关于生态学规律的“有无之辩”。以劳顿为代表的生态学家指出自然律是普遍为真的,群落生态学中并无普遍规律,只有偶适概括。对此,以图尔钦、科里万和金斯堡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予以反驳,强调生态学存在规律,生态学中种群的指数增长规律、逻辑斯蒂增长规律等和物理学惯性规律在逻辑上存在着天然的相似性。由于生态学对象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尺度依赖性,生态学规律并非普适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实践特征。生态学既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物理学那样的学科,这种差异性本身彰显了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复杂性学科的“自主性”,在界定规律时或许需要超越传统科学的概念框架。

生态学“抽象化”数学建模实在性分析

在科学建模中,由于目标系统的复杂性,人们往往借助于“抽象化”和“理想化”方法来研究对象。“理想化”是对系统刻意地“扭曲”表征,“抽象化”又遗漏了诸多细节。很多人质疑道,这种简化的数学模型无法正确地反映真实的生态学系统,建模的抽象化和理想化不能保证模型的实在性。这是生态学数学模型的反实在论。“抽象化”包含“遗漏细节”抽象化和“聚集意义”抽象化两种形式。抽象化建模是一种特定的视角来整合所表征生态系统中的相关因素,获得理论上的普遍性,进而能够追求实在。

生态学数学建模的“去理想化”可能吗?

在科学活动中,由于对象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通常通过“理想化”来研究现象。理想化是对系统“刻意”的错误表征,主要有伽利略式理想化、最低限度理想化和多重模型理想化三种形式。它不仅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获得数学上的易处理性,更多的是为了探究复杂自然界背后可重复的“模式”,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解释和预测。在生态学研究中,“去理想化”在理论上完全可能,它增加了模型的“真实性”。但带来的认知代价乃至损失是不容小觑的,增加了模型的不确定性,不仅难以解释生态学系统层面复杂的涌现属性,而且模型的预测力也会降低。鉴于此,“理想化”依旧是生态建模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简单性”是评价生态学模型的一个可行原则吗?

在科学建模中,如何评价模型是科学家和哲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难题。基于奥卡姆剃刀的"思维经济原则",很多人都把简单性作为评价科学模型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是,人们对模型的"简单性"停留在直观的、朴素的认识上,缺乏实质性的界定。不同于物理系统,动态复杂的生态学系统具有高度适应性、时空异质性、进化以及人为干扰等特性。生态建模人员并非以"简单性"作为衡量生态学模型好坏的标尺,一味地寻求模型的简单性势必会降低其可预测性,相反,不断追求模型的复杂性,又会造成模型的不确定性而难以操作。鉴此,我们需要从普遍性、真实性和精确性三方面来进行多元化的综合评价。

语境主义对生态学模型稳健性检验争论的化解

在生态建模中,存在关于模型稳健性检验是否为证实方法的争论。生态学家列文斯指出,稳健性检验能够确证生态学模型的可靠性。这一主张受到哲学家奥尔扎克和索伯等人的质疑,否认其证实功能。随后,维斯伯格试图融合二者,指出这是一种低阶层次的证实,但也受到奥登巴赫等人的进一步反驳。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区分相对稳健性和绝对稳健性,给定认知中起作用的特定语境,只要理想化成分"足够真",模型呈现出自然生态系统中依赖但又相对独立于个体层次的行为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模型稳健性预测的结果。

“简单性”是评价生态学模型的一个可行原则吗?

在科学活动中,人们往往用“简单性”来衡量科学理论的优劣。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几乎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所有理论的最高目标就是使得不可还原的基本粒子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少,而无须屈从关于一个单一的经验资料的完备性表征”。这种观念背后蕴含着一个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简单性原则”,又称思维经济原则。由于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家常常利用抽象化、理想化的模型工具来研究对象。人们将沿袭着评价科学理论的简单性原则,作为评价模型的标准。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考察自然界中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认识原则下,评价传统科学模型的“简单性原则”是否适用于生态学模型?如果不可行,又该如何对生态学模型进行评价?

突现论是物理主义吗?

在当代心灵哲学中,突现论是否是物理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突现论认为,高阶突现属性既依赖于低阶属性,同时又具有自主性。尽管突现论一直以来都自恃和二元论划清界限,且不同于还原物理主义,这样一种折中的立场,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把突现论归结为一种非还原物理主义,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其是一种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属性二元论。通过对突现论的依赖性和自主性这一对概念重新进行梳理,能够证明突现论不论如何否认二元论而强调是一种物理主义,属性二元论依旧是其逻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