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变动下双向技术溢出和碳转移对供应链碳减排水平影响

基于供应链核心企业间权力的差异,通过构建低碳制造商主导(M1S)、传统制造商主导(M2S)、双方均势(MVN)等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研究不同模式下供应链碳减排水平和利润的变化,最后对比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双向技术溢出和碳转移对供应链碳减排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碳转移和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均降低供应链碳减排水平;垂直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供应链碳减排水平,但其提升效果取决于碳转移量的多少。(2)受权力结构变动影响,低碳制造商势力的增强能够提高供应链碳减排水平,但会对碳转移量更加敏感;传统制造商势力的增强会降低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减排激励作用,同时促使碳转移消极影响提前到来。(3)碳交易价格上涨会加剧碳转移对供应链碳减排水平的消极影响,其强度与权力结构及消费者低碳偏好呈现出五种变动趋势。(4)制造商是否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与碳减排水平直接挂钩,与其可获得的最高收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与经济绩效测度

文章以我国115家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水平和进化方向,探讨影响国家级高新区和所在城市GDP经济绩效的适宜度因子。结果表明,获批较早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普遍适宜度水平较高;获批较晚以及西部地区、部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级高新区普遍适宜度水平较低。适宜度因子中,创新基础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够显著提升高新区与所在城市的经济绩效;有利环境的绿色处理不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中国国家高新区政策变迁动力分析

多源流理论能够从政治源流、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方面阐明高新区政策变迁的规律,能够厘清高新区政策发展的脉络。研究表明:中国国家级高新区政策变迁过程表现出自有的特点和动力模式,政治源流、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影响、密切关联。国家的宏观政策会直接影响高新区的政策变迁方向;问题源流中的问题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对正面问题的鼓励、负面问题的“纠正”,都会促使政策发生变迁;中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自己的活跃方式,政治精英和优秀的领导人同时活跃在三大源流中,具有助推政策出台、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的多重身份。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

政府征收环境税是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的重要规制手段。文章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因此,制定合理环境税征税区间,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