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河工体制变革考

在清代前期,治河是一项重要政务。清承明制,但鉴于明代河工的积弊,清政府对河工体制进行了大幅度变革。清政府逐渐通过管河分司的裁并归道改革,实现了管河体制的划一;通过将治河权责从工部转移到总河衙门,大大减少了河道衙门系统在治河中所受到的掣肘。此外,随着国家河工从黄、运两河扩展到直隶诸河,河工治理方式也由以河为纲转变为划区分治。这些变革,使得清代河工体制得到良性发展,并在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之前保持了大致的稳定。

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清代协理河务官制度探析

治河是清代国家的重要政务。从康熙朝开始,由于河工范围的扩大和治理难度的加大,清政府开始尝试在河道总督之外派遣协理河务官;雍正朝清廷将协理河务制度推广,大量派出协理官员;从乾隆朝始,政府根据治河形势的需要而调整,协理河务官主要存在于江南一地;道光朝之后,随着清代河务体制的瓦解,这一群体便不复存在。协理河务官虽非经制之官,因时因地而设,亦无定员,但他们作为总河的助手,在实际的河工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协理河务官由于在河工上的长期实践,逐渐成为专业的河务技术官僚,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升任总河,成为正式的河务官。

清雍正朝两湖地区的财政亏空及其清查

两湖地区作为清代的粮仓之地、财赋重镇,在康熙晚期财政亏空尤为严重。雍正帝即位之后即重点加以整顿,不仅对亏空严格清查、设法弥补,而且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通过实行耗羡归公、禁革陋规等新政策以保障地方财政。在这一新政策渐次取得效果、特别是保障了省级藩库的充实之后,从雍正中期开始,两湖地区通过清理历年积欠,逐渐整顿了州县等基层地方的财政亏空。至雍正晚期,两湖地区的财政亏空之风得到遏制,地方财政走上了正常运转的道路。

工程、技术与帝制:乾隆七年江南河工之争的政治史解读

在清代,治河是一项重要政务。乾隆七年夏秋间,黄河与淮河同时涨发大水,江南河工出现多处险情。乾隆帝先后派出数位钦差重臣前往江南与当地督抚、河臣等商讨河工事宜。由于身份、立场以及对河工认识的不同,官僚们为治河方案展开了持久争论,并通过多次会议妥协达成了最终的治理方案。从政治史的视角审视这场河工之争,可以看到帝制晚期官僚政治运作的内在程序,且可观察到技术官僚兴起的趋势。

清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评和卫国《道义与政治——乾隆朝常平积贮养民研究》

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往往从民本思想出发,通过“仁政”的实践来解决民生问题。《尚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①之义,正在于此。对于广土众民的清代,由政府推动的、以常平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之“积贮养民”举措,不仅是一项社会经济政策,也关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特别是乾隆年间,由于皇帝的推动,仓储建设更是达到高峰。

清前期河工经费的来源及结构——以康熙朝永定河治理为中心

河政为清代国家要政,河工经费在清前期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据相当比例。本文以康熙朝永定河治理为中心加以考察,反映出清前期河工经费来源的复杂性,即在传统所认知的常规国家财政拨款之外,也有废官、学政等特殊官员群体的捐输;加之清廷调用八旗和内务府等免费劳役治河,进一步降低了工程开支。这些特殊的经费筹集方式,在此前研究中被严重低估乃至无视,导致对清前期河工经费的统计远低于其实际投入。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论:清中期河工经费的剧增现象,与经费筹集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经费所占比重变化有关,背后反映的是河工经费统计口径的差异。

明代的官场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京账、官债、官吏债,在明代主要是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明朝初期,政府一度希望通过道里费和赏赐制度来遏制官员借贷京债的现象,但是这一政策收效甚微,不久即为政府所放弃。从明朝中期开始,京债问题愈演愈烈,而朝廷于严刑峻法之外,并无具体的解决措施。这些借贷京债的官员一旦外任临民,在债务压力之下,多有非法索取民间资财的情况,甚至有因此与地方吏役通同为奸者,由此导致了地方吏治的败坏。

嘉庆时代再认识——《困境中的挣扎:嘉庆朝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

在清军入关后268年的统治中,嘉庆朝(1796—1820)占据了约十分之一的时段,其上接中国传统王朝最后的高光时刻"康乾盛世",下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折时期。然而相较于前后两个时段的深厚研究,海内外学界对嘉庆朝的探究却相当薄弱,与其"变革"地位尤不相称。①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袁飞教授的新著《困境中的挣扎:嘉庆朝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以下简称《困境》)无疑是一项可贵的探索。

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官债,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官员借贷京债现象在清代尤为严重,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虽自顺治朝即颁布法令严禁,但除了乾隆朝一度出台的收效甚微的预借养廉银政策外,有清一朝并无其他解决措施。清廷接二连三的禁令,正是京债泛滥与失控的映射。清代京债的年利率以100%以上为常态,利息高达本金数倍者亦不在少数。虽然研究者认为清代普通高利贷资本的利率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但京债的利率并未显著降低,这正突出了京债的独特性。债官外任,迫于超高利息的债务,不挪用公帑,则朘削民脂,更有带同债主赴任管事而伙同为奸者,由此造成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清代捐纳、捐输概念考辨

捐纳和捐输均为清代国家在常规财政收入之外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但研究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二者在政策依据和政府反馈、款项收益、款项数额、道德色彩、财政管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捐纳相比,捐输是臣民并非出于义务地将财产直接或间接捐献于国家,政府事后可能酌情奖励。清前期政府有时参照捐纳事例议叙捐输,嘉庆朝起政府比照捐纳事例为特定捐输制定细则,咸同以降各省所设捐局往往同时收取多种不同名目的捐输和捐纳,由此二者愈发不易区分。捐输的复杂制度变迁并未改变其与捐纳的差异,因此准确的概念界定、严格的区分和系统的制度比较是推动捐纳与捐输研究深化的必由之路。

从“燕行录”看清代盛京城“非汉”群体

燕行使基于“满汉差异”之比较,形成有关清代盛京满洲群体的族际认知,其对满洲人“满洲本色”的捕捉折射出盛京满汉社会文化的交融与张力。相较满洲群体,由于“华夷”意识与“异质”文化的冲击,燕行使站在“汉本位”立场,对盛京蒙藏群体的质疑与批判更为强烈,并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燕行录”叠合“他者”与“异域”的历史镜像不仅呈现出跨族际的文化汇聚与碰撞,同时亦对思考清代边疆民族带来更多启发。

清乾嘉两朝盐商捐输数额新考

乾嘉两朝是清代盐商捐输最为踊跃的时期。既有研究主要根据盐法志统计两淮等5个盐区的盐商捐输数额,对不同盐区捐输差异的原因未做解释。本文主要根据档案资料补充大量数据,统计乾隆朝盐商捐输数额约3 936.3万两、嘉庆朝约6 857.6万两,其中嘉庆朝的数额是以往研究结果的两倍以上。通过不同类型史料的对比,本文认为,由于不同盐区商人资本差异悬殊,在清代内地11个盐区中,两淮、两浙、长芦、山东、两广等五区盐商是乾嘉两朝的捐输主体,河东、福建两区盐商偶有捐输,四川、云南、陕甘、奉天等四区盐商并未捐输。盐商捐输款项难以按期缴纳的情况出现于乾隆末年,至嘉庆朝成为常态,反映出至此捐输已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作为捐输的绝对主力,两淮盐商在乾隆朝的捐输约2 893.3万两、嘉庆朝约5 360.7万两,其中政府先后减免未完捐输银120万两、514万余两。嘉庆朝的统计数据远超以往,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嘉庆朝盐商捐输对国家财政的补充作用,也为理解清中期盐商——尤其是两淮盐商——没落的时间节点、原因等关键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清代捐输研究述评

捐输又称捐助、报效,是指臣民将个人财产捐献给国家的行为。中国历史上的捐输可追溯至汉唐时期,当时偶有发生;宋明时期的捐输主要集中于灾荒赈济。至清代,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加以鼓励,不论是赈济、仓储、地方公共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还是战时军需筹集,捐输均成为重要的经费来源,是地丁、盐课、关税等常规财政收入之外国家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为政府在短期内筹集数百万两甚至数千万两白银提供了可能。对清代捐输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清代的国家财政制度,反思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清代的坐省家人

坐省家人又称坐省长随、坐省长班或坐省家丁,是指府州县等基层地方政府正印官派遣常驻省城打理事务的家人。据现有史料,派驻坐省家人这一现象在康熙朝晚期已十分普遍,至乾隆朝中后期渐成蔓延之势,至晚清成为常态。坐省家人作为府州县等地方官的私设群体,从出现伊始即面临被制度禁止的命运,但却屡禁不止。坐省家人一般由地方官的亲信长随、土著专业人员或省城各上司衙门的长随等人构成,他们为官员致送礼物、侦探情事、打点关系、代理日常杂项事务,给地方吏治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坐省家人这一顽疾的长期存在,与清代的处分制度、地方权力分配、基层官员的处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代变革与制度——“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综述

2019年9月26-2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时代变革与制度”为主题,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340多篇,因受会议规模限制,最终遴选59篇论文的作者参会。与会论文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的革新,兹择要介绍。

清前中期盐商捐输运作流程研究

盐商捐输是清前中期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但其运作流程却为官书所讳饰。通过对上谕档、朱批奏折、户科题本等档案资料的发掘,可证实清初至雍正时期的盐商捐输主要出自地方官员的动员,而乾嘉时期官书所载盐商积极请求捐输实则多来自皇帝授意和盐政等地方官员的指派。由于清代奏折制度的成熟,地方官员先奏折、后题本的上报方式逐渐确立。随着乾隆朝以降盐商大额捐输的涌现,先由运库等处垫拨、再分期缴款的方式逐渐成为常态,而捐款用处与捐输事由也有脱离的趋势。与此同时,乾隆朝起政府对盐商捐输的议叙程序趋于繁复,盐商获得议叙的难度逐渐增加、收益贬值。因此,乾隆朝是清代盐商捐输动机与性质转变的关键时期,而嘉庆朝盐商捐输的强制性臻于极致并导致了捐输的变异。

清前中期盐商捐输奖励政策及其演变

清前中期,盐商往往于战争、灾荒等突发事项中捐输以助国用,政府也相应予以奖励。具体而言,顺治至雍正时期盐商捐输较为零星,政府仅给予职衔、顶戴等荣誉性奖励。自乾隆朝起,政府的奖励力度大幅提高,新增加级、纪录、即用、先用等奖励。但即用、先用两项奖励由于涉及职官铨选,过于优渥,最终在乾隆末期被废止。嘉庆朝奖励政策虽率由旧章,但盐商拖欠捐款与政府兑现奖励延宕成为常态,导致奖励有名无实。清政府对盐商捐输的奖励既非必然且奖项亦非法定,这与作为定制的捐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盐商捐输、政府奖励所展现的政商利益交换中,双方身份并不对等,政府占据主动而盐商较为被动,政府绝对强势而盐商相对弱势。

从档案看清政府对张献忠沉银的打捞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曾占领四川,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宝。张献忠败亡后,宝藏下落成谜,清初以来的诸多史料都载有张献忠藏银于四川的传闻。①进入21世纪之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原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河道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出土明代银锭等文物,文物考古部门于2017年、2018年、2020年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包含大量银锭在内的各类文物5万余件。②除考古学界的调查与文物分析外,明史学界多角度考察了江口沉银对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意义。③既有研究对清代民间打捞张献忠沉银的传闻搜罗甚详,但对清政府组织的打捞行动仅简单提及。④相较于多系传闻的民间打捞行动,官方的行动留下了可靠的记载。本文主要根据前人较少关注的清代档案资料,综述清政府对张献忠沉银的打捞行动,为今天的历史研究和文物考古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