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能力与“可以为善”:朱子对性善论的诠释

心性论构成了朱子哲学的重要内容,但论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心、性、情等概念的内涵及相互之间关系的辨析。事实上,朱子心性论的核心所涉及的是以仁义礼智之性为具体内容的人性对主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人性何以是善的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朱子那里,人性实质上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主体以这种感通能力为基础,在遭遇相应的外在情境时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对朱子而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作为心理层面的善的意识,可以进一步引发亲亲、仁民、爱物、敬长、尊贤等具体的善的行为。虽然从善的意识到善的行为的转化往往受到主体自身的自私自利的动机的抑制,但这种善的意识本身总是会在主体遭遇孺子入井等情境时,不可遏止地、必然地流露出来。所谓的人性本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万物本原与人生价值:论张载儒佛之辨的核心问题

儒佛之辨构成了张载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对万物本原的追问与对人生价值的安顿则是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就前者而言,佛教主张"真如缘起",以真如本心为万物的本原,但在张载看来,这一思想实质上是以精神实体作为万物的本原,不具有真理性。因此张载重新肯定了儒家以气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并对其真理性进行了论证;就后一问题而言,佛教以"涅槃寂灭"为人生价值安顿的根本方式,并以"真如缘起"思想为人生价值的理论基础。在张载看来,既然真如缘起思想不具有真理性,这种价值安顿方式的理论基础也就难以成立。张载进一步批判了"涅槃寂灭"思想的消极无为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基于气化流行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对"存顺没宁"这一儒家式人生价值安顿方式进行了阐发。

因情以知性:朱子的性情之辨及其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

为了回应佛教性空论的挑战,朱子对人性的实在性展开了论证。这一论证是通过性情之辨来达成的。在朱子那里,人性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与之相应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情。然而,性与情之间非如牟宗三所言是"异质的两物",因为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则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经验情境下的发用,其实质是仁义礼智之性的经验性显现。而四端之情在"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下总是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这表明仁义礼智之性具有实在性。不难发现,朱子是通过四端之情的呈现来论证人性的实在性的,这一论证思路被他的学生称之为"因情以知性"。

良知与气:再论阳明学中良知的创生性问题

阳明所说的良知是'乾坤万有基'、是'造化的精灵'等提法,引发了良知的创生性这一议题。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曾经对这一议题进行了阐释,但他的阐释由于'紧扣道德'立论,并将良知仅仅看作人内在的道德本体,而存在其自身的理论限度。而其他的相关阐释也由于没有对阳明学中的气论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未能很好地对这一议题给出恰当的理解。实际上,在阳明那里,气在存在论上具有更为本源的地位,而天地万物从根本上说,都是气化的产物。但气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质料,它内在地具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阳明那里被称为生理或良知。由于气内在地具有良知,固可以生生不息、化生万物。虽然气是化生万物的真正主体,但良知却是气化生物的根本动力。良知是'乾坤万有基'、是'造化的精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关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高端学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隆重举行

2019年12月7日,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隆重举行。陕西师范大学社科处马瑞映处长宣读了学校关于成立“关学研究院”的文件,聘任丁为祥教授为关学研究院院长、林乐昌教授为首席专家。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徐晔先生、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前任校长赵世超、教授陈俊民先生、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先生为“关学研究院”揭牌。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袁祖社院长主持了揭牌仪式。

人格的不完满性及其先天根源——论朱子气质之性的核心内涵

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的内在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主体的现实品格,即人格。人的现实品格总是表现为种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相对于圣贤那种理想人格而言则是不完满性。气质之性形成是由于每个人生来所禀之气的品质不那么清明纯粹,从而使得主体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的功能受到抑制,因而是气禀这种先天因素造成的。因此,气质之性与人格在内涵上的等价性,也就意味着现实人格的不完满性并非简单地是由家庭环境、社会风俗、学校教育等后天因素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其先天的根源。

格物致知与政治治理的基本准则——以朱子的理解为中心

虽然朱子与陆九渊一样都重视"尊德性",不过相对陆九渊而言,朱子确实对以格物致知为内容的"道问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朱子的工夫进路不仅要通过"尊德性"以成就德性主体,而且要通过格物致知的"道问学"工夫以成就政治治理的能力主体。因此,对朱子而言,对格物致知的工夫进路的重视,首先与其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密不可分;进一步而言,在朱子看来,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才能够弄清政治治理的基本准则,从而克服其盲目性。

儒家思想在高校通识教育实践中的应用

通识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这一教育理念在我国高校的引入及其实践,对于解决我国高校日益专业化的教育现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为指向,通识教育可以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工夫论,其基本内涵在于引导人们进行道德实践。因此,将儒家思想运用到高校通识教育实践中,对于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完善以及高校立德树人功能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性的自然基础:朱子对程颐“性即理”命题的阐释及其哲学意蕴

“性即理”这一命题是程朱理学的标识所在。由于佛教批评儒学不能“穷理尽性”,理学家们便自觉地将对“性与天道”的探讨作为学术工作的核心,从而兴起了“性命之学”的学术思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程颐提出了“性即理”这一命题,朱子又进一步对它做了阐释。“性即理”包含两层内涵:一、性何以“即”理?按照朱子的理解,人性以仁义礼智信为具体内容,而五常之“性”的实质内涵乃是五行之气的“理”,在气化生物的过程中,气之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人与万物之性;二、性何以是善的?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信并不是人文世界的道德规范,而是自然世界的生意,当其具身化到人身上时,就转化为人的先天感通能力,并能够在遇到孺子入井等相应的情境时引发道德行为,从而实现“爱人利物”,因此,它具有引发道德行为的功能,因此是善的。概言之,无论是人性之源还是人性之善,都来源于天道层面的自然之生意,因此,“性即理”的实质内涵即是“性与天道”的贯通,换言之,正是自然的生意为人性奠定了基础。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性空论的克服与目的论的消解——朱子理气论的问题意识与哲学意蕴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回应佛学的理论挑战具有密切的关联,对朱子而言,佛学的挑战首要涉及的是'以心为法,以空为真',它意味着天地万物都是由超验心体幻化而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没有自性的,从而是性空的。在朱子那里,如果说气化生物构成了对佛教所倡导的'以心为法'的消解,那么通过对气中本有之理或性的揭示,则构成了对'以空为真'的克服。而另一方面,对气自身所具有的化生万物的权能的揭示,以及对气之理、气之质这两个不同层面及其内涵的分析也意味着对天的祛魅,而其实质内涵则在于对前朱子时代的某些具有神学目的论色彩的思想倾向的消解。由此可见,后朱子时代为学者们所广泛讨论且争论不休的理气论问题,所涉及的实质问题即是性空论的克服和目的论的消解。

《朱子哲学的结构与义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25.8万字本书以朱子哲学为研究对象,以"结构性诠释"为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朱子自身的哲学问题意识的解读,重建朱子哲学的内在体系结构。全书分为六章。

身心之学的重建与自律道德的回归——论朱子“尊德性”工夫的核心问题

工夫论是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中,工夫论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对朱子工夫论的理解被牟宗三的相关理解所笼罩。在他的理解中,朱子的工夫论仅仅被理解为以“格物致知”为内容的“道问学”,从而朱子的学术形态也被诠释为一种他律道德。然而,这一理解实质上是非常片面的。朱子的工夫论系统的核心是以“先涵养后察识”为内容的“尊德性”工夫。他通过对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的反思,确立了以“先涵养后察识”为核心内容的“尊德性”工夫进路。在这一工夫进路中,涵养工夫既包括身体层面的调节,又包含着意识层面的调节,构成了朱子对先秦儒家身心之学的继承和重建;而察识工夫则意味着主体在相应的情境中对自身天理良知的遵循,这一过程没有任何目的性,甚至不以湖湘学派所说的对本体的体认为目的。如果说,湖湘学派的察识工夫具有明显的他律色彩,那么朱子的察识工夫,则是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的回归。

天道根源与价值意义——论朱子《仁说》的核心问题

仁论无疑是朱子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朱子在日常教学中与学生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还在与学者的书信往返中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且撰有《仁说》一文,对'仁'进行专门的、系统的阐发。《仁说》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前贤多有论述,对成文背景和相关命题进行了辨析考察,但未能揭示其中的核心问题。为此,本文将围绕《仁说》考察其核心问题——天道根源与价值意义。一、'天地生物之心'与仁的天道根源在《仁说》的开篇,朱子开宗明义地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

周公与中华文明的奠基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基因与特质是在西周早期开始奠定与形成的。周公的思想与事功,不仅奠定了有周一代数百年的基业,也奠定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民本思想,以及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观念、人伦精神与生活方式都是由周公的思想创新与礼乐创制所奠定与塑造的。因此,周公的思想与事功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大陆儒学的开展方向及其承担主体问题

2015年的1月23、24日,澎湃新闻刊发了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明辉先生的访谈。作为港台新儒家殿军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先生就儒家传统在台湾社会的现状发表了看法,并谈及他对大陆新儒家的看法,特别是对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提出了批评。文章发表后,一度引起大陆儒学界的热议。这一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

气、气化与万物生成:朱熹对终极实在的理解

吴展良先生曾经发现:"许多学者研究朱子时,开头便问朱子思想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本体论的还是宇宙论的,是理一元论还是理气二元论,理先气后是逻辑上的先或是时间上的先等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观点也不见得没有意义。"然而"只顾研究这些从未进入朱子头脑的西方哲学问题,或者用西方某大家的哲学架构来‘判教’,要契入朱子的思想,恐怕很难"。

胡塞尔论生活世界中文化差异的根源与解决

在胡塞尔的著名封笔之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胡塞尔全集》第六卷)的开端,如题所示,他将克服危机中的基本问题表述为:恢复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和一般理性的可能性,而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以及完全按照现代自然科学模式所确立的诸哲学的可能性。胡塞尔暗示存在着一条从事哲学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