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劳动社会保障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关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法律，是人权思想的立法体现。其制度建设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法律理念密切相关。这一规律在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有全面的体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劳动社会保障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论述各个阶段我国劳动社会保障法的历史进程。

个人独资企业部分营业转让问题探究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部分转让，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也较少，其较之个人独资企业的全部转让，关系更为复杂，问题更为突出。故本文从债权、债务、竟业禁止三个方面对个人独资企业的部分转让问题进行研究。

对实践中几种具体危险方法性质的辨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争议行为，诸如高压线旁堆物、挂物，盗窃或毁坏公共设施，非驾驶人员拉动方向盘或拉拽驾驶员，传播非性病传染病病原体，生产、销售危险物品或者有毒食品，实体抢红包等，需从危害客体、行为危险性、结果危险性三方面共同判断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中出现问题最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与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的界限问题，三者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而主观状态的判断要看客观行为，诸如行为人是否逃逸、是否采取减速、刹车措施等。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动态审视及反思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参与主体、责任承担、诉讼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呈现较大区别,且该程序因存在诉前程序模糊、保全措施滞后、审判组织缺乏合理性、责任承担交叉等问题,导致各地裁判结果相差迥异,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此,应在反思该程序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立足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背离,通过完善诉讼程序、加强配套机制的构建,实现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及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功效。

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伴随着人权意识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精神利益保护的重要，进而衍生出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早已经成为民事诉讼的一部分，并在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性质更为恶劣的刑事案件，其附带民事诉讼却一直把精神损害赔偿拒之门外。这究竟是制度的缺失还是利益的考量？本文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关于劝返的几个法律问题分析——以胡星案为例

劝返是一种引渡替代措施，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阶段法律对于劝返缺乏明确规定，劝返可以采用的方式、劝返归案是否可以认定自首以及办案人员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问题都亟待明确。

挪用资金罪中客体研究

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对象是资金已无争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代替货币行使交换功能的等价物越来越多、货币已不再等价于实实在在的物，债权、股权、票据、甚至虚拟货币都可以兑换现金，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而挪用债权是否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理论上有很多争议，笔者从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出发，对挪用债权的行为应分情况进行划分。

刑事职业执行问题研究——对《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的解释

在我国刑法条文规定和刑罚框架的条件下，在适用方面，对职业禁止的职业范围不应进行限制，但在适用时尽量严格条件，只有在行为人具有极大再犯危险性时才可以适用，而适用时应尽量缩小至最小的范围。同时，法律条文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职业禁止的法条位置尚有调整的空间，二是以预防为重的刑罚制度的进一步建立，三是违反职业禁止的处罚中后半句应予删除，四是对职业禁止的具体适用问题需要详细明确的解释。

评述劳动法律制度的变迁

各个国家的劳动法律制度都是和其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几经变迁，虽然各国各有不同，但是大体的趋势是相同的，即从附属关系走向形式平等，再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本文就以我国为例，来说明劳动法律制度的变迁。

从“人的本质”看犯罪的刑罚预防

《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较之于前几部刑法修正案，《修九》的改动幅度和内容都较多，将许多之前属于民事或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纳入了刑法的调整范围，这种刑法扩张趋势引起了多方的讨论，本文试从人的本质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被害人过错量刑说理要素:现状、基础与规范——以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罪为例

针对如何理解被害人过错在犯罪互动中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其说理要素,本文以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罪判决中1029个诉争被害人过错的行为为样本,发现被害人过错说理要素存在差异化、主观化、模糊化的问题,直接原因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缺少明确、具体、可适用的规范,同时与量刑过程中在罪的理解、刑的把握、情节评价、要素关联、量刑方法上的不足有关。此文将被害人过错分为主观型和客观型,客观型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行为与行为人行为同向叠加共同组成犯罪行为或扩大了损害结果;对于主观型被害人过错,基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结合主体性与主体际性理论,将自由分为行为自由和选择自由,将责任划分为定罪责任和量刑责任,被害人过错行为的“不当性”合规律地引起行为人反击冲动,从而影响行为人的选择自由。结合样本文书说理检验结果,从行为不当性、行为关联性和行为相对性三个方面对被害人过错说理要素进行细化。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认定的规范与完善——基于对1124份相关判决的考察

近年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认定有"口袋化"的趋势,其根源在于作为兜底条款,刑法规范对本罪行为的描述过于宽泛,且具体的司法解释缺位,导致认定中标准难把握,适用难统一。为规范与完善本罪适用,笔者从本罪司法中的失范现象入手,对检索出的共1124份与本罪相关的判决书进行整理分析,指出样本判决中本罪认定存在的整体问题和具体表现,而后探析其失范缘由,并据此探索规范本罪认定的系统规则,分为规范梳理和路径选择两方面具体阐明。一方面,明确认定本罪的原则与方法,细化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中"公共安全"、"其他危险方法"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含义和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明晰争议问题处理标准并列举典型行为处置标准;提出增设刑罚种类、细化量刑层级并综合行政、民事责任等进一步优化认定范围和责任承担;并从争点释明、文书说理、案例指导和大数据分析等认定辅助措施方面予以完善。

遏制虐童的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遏制虐童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域外相关国家或地区法治实践经验丰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法律规范或制度机制,为我国保障儿童最大利益的刑事法治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以《儿童权利公约》生效30周年为契机,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指导下健全防治虐童罪行的制度机制,可谓人权保障水平提升和刑事法治能力建设的关键。为此,我国应积极汲取域外相关经验,在现有的刑法和体制框架下,织密规制虐童的刑法网格,严格划清有关儿童权利边界,认真落实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积极探索完善家庭、社区、教育或司法机构的权力监督制约制度。

论被害人过错对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影响

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根据责任分配理论,被害人过错包括违法和违反道德的行为,当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是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情况下可以阻却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其他情况应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司法困境与判断方法以936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近年来,刑法中“不知法者不免责”的传统观念与责任主义的矛盾日益引发关注,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裁判引发舆论质疑。通过对936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认定标准不一、涵摄范围模糊、责任影响分歧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刑法理论体系语境的发展和刑事司法裁判偏差的叠加。在论证违法性认识作为责任要素的功能的基础上,构建分别阻却故意和责任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二阶四步”责任体系。此外,结合司法样本及现实困境,需要明确违法性认识错误判断中“违法性”的含义、“认识”的证明和“错误”的范围。

自洗钱及上下游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

【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标志着我国洗钱罪的结构转型,现阶段洗钱罪已逐渐脱离影响司法正常活动的赃物犯罪,其法益应理解为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进而区别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自洗钱与非洗钱可通过是否使财物性质发生“化学反应”及结果上是否侵害金融安全法益来判断;上游犯罪行为人与他人在事前具有洗钱合谋,具体构成上游犯罪还是自洗钱的共犯,应以他人是否仅就洗钱进行合谋,及是否实质影响洗钱行为的计划制定来具体区分。

量刑说理中类案运用的审思与规制

针对量刑中存在的说理格式化、形式化、公式化,幅度差异化、主观化、模糊化的问题,仅提高说理要求而不提供说理方法对于法官而言是过于严苛的,量刑说理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在量刑中参照类案是量刑三段论推理的必然选择、自由裁量中平衡法官刑罚观念的需要及刑量尺度"普遍性"的合理来源,可以有效弥合量刑"程度"判断间的差异,为控辩双方充分发表量刑意见提供辩论焦点,为量刑说理提供论点和论据。与案例指导制度、类案检索制度在应用层面上参照个案不同,量刑中类案参照需在规范层面上引入大样本视角,以类案内含的普遍性为基础,通过不断地积累和修正,判断差异化判决的合理性,同时与网络技术相结合以实现智能化应用。本文提出如下路径建言:准确发现类案、合理划定幅度、制定说理规范,通过幅度参考和个案参考共同为量刑提供更细化的"程度"判断和说理参考。

北京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占比高

2017年12月21日上午，集中管辖北京市走私刑事案件的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走私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对该院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受理的走私案件进行了归纳总结：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在北京走私刑事案件总数中占比最高，达到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