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四个全面"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思路的全新布局和日臻完善。"四个全面"战略不仅体现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同时蕴含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本"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变法"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全面从严治党的"廉政"思想。

外交人员形象对双边关系的作用——以骆家辉上任为例

外交部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执行部门,发挥着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作用。其人员的形象和行为规范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他国眼中的形象,并自然地被放大为国家素质和定位的体现。外交人员的形象在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特别是更切实地落实双边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美籍华人、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上任,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交人员形象对于双边关系所具备的现实性。

“停滞的中国”实现不了现代化?——魏特夫的中国之行及其东方社会思想的转变

东方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是西方学者研究非西方问题时难以摆脱的阴影,进而也困扰着受惠于西方理论资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廓清西方学者形成东方主义式认识的过程和机理,可能是中国学界走出“自我东方主义”困境的必要一步。20世纪西方著名中国和东方问题学者魏特夫曾受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影响,他提出了“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学说,认为传统中国因庞大且频繁的治水需要而陷入专制主义,这些理论具有典型的东方主义特征。江珮、张亮的文章发现,1935~1937年的中国之行,是魏特夫从“中国进步论”转向“东方停滞论”的转捩期。他们通过系统考察魏特夫来华期间及来华前后的文章和书信,清晰地呈现出魏特夫思想转变的轨迹,并指出其东方社会思想在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读,在历史层面对传统中国、日本社会结构和特征的认识则失之片面,因而陷入东方主义的窠臼。

魏特夫的法兰克福学派生涯及其东方社会思想的形成

魏特夫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之一。他秉持和延续了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格律恩堡的史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历史和东方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东方社会"理论。作为曾经的核心成员,其学派时期思想分为"起点""转向"和"成型"三个阶段:"起点"是指他对中国革命现实进行了由表及里的思考;"转向"是指他通过创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彻底将视野转向了中国历史研究;"成型"是指他在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东方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