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标签与文化符号:汉唐间苍梧郡政区变迁与广信县治再探

梳理汉唐间苍梧郡政区的变迁过程可发现,汉隋间苍梧郡治所的广信故城始终在今广西梧州市内,但由于隋大业三年(607)至隋末(618)苍梧郡治曾短暂在封川县(今广东封开市),导致后世对广信县治故址聚讼不已。"广信"应是两广交界地区共享的地域标签与文化符号,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应塑造真正符合本地历史的文化符号与文化精神。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达特茅斯学院通识教育与历史学专业教育实践

以美国常青藤联盟高校达特茅斯学院为讨论对象,通过介绍其大学使命与核心价值,历史学专业作为通识教育及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以及教育实践与成效,探讨其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关系,以期为我国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培养提供一些参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广西民族研究动态与趋势

本文详细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研究广西民族的学术动态。首先按广西境内壮族、瑶族、汉族、苗族等民族类别进行评述,再介绍广西民族与国内西南民族、跨境民族比较的一些成果,最后从历史上的广西族群本质、环境史视野下的广西民族与全球史视野下的广西民族三方面,展望了未来的一些研究方向。

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以清乾嘉之际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

本文以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探究清乾嘉之际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的关系。在清乾隆后期白莲教自鄂西南扩散至湘西、贵州地区的过程中,“流动性”的客民生计方式是白莲教得以超越地方、远距离向外扩散的重要原因,也是白莲教在数省间形成松散的宗教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空间与政治:汉代交阯刺史部治所变迁及其原因

汉代交阯刺史部(交州)的设置是中央王朝加强对岭南统治的重要举措。本文在辨析相关文献与前人研究基础上复原了两汉交阯刺史部(交州)的治所变迁历程,西汉后期其治所由靡无定处到固定于苍梧郡广信县,永和三年(138)从苍梧郡广信县迁至交阯郡龙编县、建安八年(203)迁回广信县、十五年(210)再迁南海郡番禺县,黄武五年(226)交、广分治后复迁龙编县的过程。两汉时期交阯刺史部治所(交州)的几次变动背后,体现出王朝经略的转变以及岭南地区政治势力、自然环境的多重作用。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耦合下的教学创新路径探索——以《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论》课程为例

文章尝试将通识教育理念与历史专业教育有机耦合起来,灵活采用讲授、课堂讨论、问题探究等教学方法,通过阅读要求、小组讨论、田野考察等途径,有效提升中国历史地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以通识教育的理念推动历史学本科教学质量,有效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创新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地方政治空间的权力逻辑:明代广西府江兵巡道之成立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水上交通、水利堰坝与流域社会——以清代民国广西桂江流域碑刻为中心

本文通过解读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桂江流域现存有关水上交通与水利堰坝的碑刻资料,解析了桂江流域水上交通与商业运输等多个环节,以及桂江流域的农民、渔民、盐商、木商与行商、船户与船帮等围绕着河道、堰坝、鱼梁而产生的纠纷诉讼,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清代民国时期桂江流域以河流为中心的复杂社会关系,以及立体的流域社会图景;本文研究可为广西河流与交通历史研究提供两方面的启示:1.通过解析不同人群在诉讼纠纷时所使用的话语表达,可透视出清代民国时期不同产业在政府赋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从业人员社会地位的变动。2.以河流与水上交通为切入点,须历时性地综合分析桂江流域河流环境、多元生计模式人群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

隋唐桂州理定县考

本文对隋唐时期桂州理定县的建置沿革进行细致考辨,认为兴安县乃隋仁寿初析始安县西南地域而置,大业二年(606)废入始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十一、二月间复置兴安县,在县境增设宣风县,贞观十二年(638)又省入兴安县;肃宗至德二年(757)更名"理定",宪宗时因不须避唐高宗讳复改为"治定",后人因唐以降避讳风尚而使"理定"广泛流传在官私史籍中,导致"治定"被湮没无闻。

明代《桂林郡志》的编纂及其成书时间考辨

明前期陈琏修纂、吴惠重刊增补之《桂林郡志》,是广西现存最早的地方志,2016年《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首次影印出版此部《桂林郡志》。该志有洪武《桂林郡志》、宣德《桂林郡志》、景泰《桂林郡志》三个名称。通过考察该志纂修者陈琏、吴惠二人在桂林做官的时间以及该志的编纂过程,推断出该志的成书时间,认为该志应当称作建文纂修、景泰重刻之《桂林郡志》,或称作景泰《桂林郡志》。

人文蔚起:《广西富川石刻集》所见历史与文化

《广西富川石刻集》一书收录了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北宋至民国时期的154通石刻,本文从基层政区变迁、地方社会控制与山区开发、地方交通与门楼建筑、地方文教治理四个方面,大致勾勒了北宋以降富川历史的变迁脉络,揭示了这些石刻资料蕴含的文献价值与文化内涵;该石刻集为南方丝绸之路与潇贺古道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

追寻边缘族群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广西恭城碑刻集》简介

《广西恭城碑刻集》作为南岭历史地理丛书的一种,为学界提供了一份不算丰富但较为可信的文献资料。该书的特色在于:一是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二是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且分布相对密集、时空序列明晰,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恭城地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三是揭示恭城地域社会历史特点,凸显恭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

清前中期广西桂江渔户诉讼、渔课裁革与水域社会秩序研究

16世纪以来,随着全国市场网络的形成,广西桂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少在清前期,黄、周、廖等姓渔户逐渐垄断桂江捕鱼和水面权利,形成州县-蛋户首-渔民的层级结构。清中期,这一格局有所改变,雍正年间,地方官府承认刘姓拥有相应河道埠头的合法权利。嘉庆年间,桂江渔户对捕鱼界址的争夺又日益加剧,经过地方官府的调解,进一步明确了桂江流域诸姓渔户水面权利河道埠头的格局,也重塑了桂江水域社会秩序。本文的探讨,进一步推进了明清时期广西桂江流域河道管理与水域社会秩序的研究。

碑刻的制作与篡改——以广西恭城为中心的讨论

碑刻不仅作为历史文献的载体,其本身亦应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通过利用广西恭城的碑刻资料讨论碑刻的制作与篡改过程,着重探究刻工群体、碑刻制作成本与象征意义的生成,以及碑刻篡改背后地方社会的运作实态,并进一步提出地方社会中碑刻文化的意义。

古灌阳县建置与县治变迁考辨--南岭走廊历史地理研究之一

结合西汉岭南政治格局,推测观阳县创置于汉文帝初年,被废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征服南越时,提出东汉末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复置观阳的观点,并认为东汉末以后的观阳县治皆在今灌阳县城地。通过考辨《水经注》的相关记载,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一些讹误,廓清了西汉以来观阳县政区设置及县治变迁的历史。

河流与政区:明清广西“府江”考辨

本文通过考辨前人有关“府江”得名缘由及其所指桂江河段的不同观点,从政区变迁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所在;“府江”或在元大德五年(1301)平乐府的设立后而逐渐得名;明前中期,官府以“府江”为名设置府江兵备道,“府江”的地理范围因府江兵备道的辖区而扩大到整条桂江河道,也因其辖区变迁而缩小至平乐府境内。至民国初年,平乐府被废,使得“府江”这一名称失去现实依据,“府江”因而改称“抚河”。广西“府江”得名及其地理范围的变化,当是河流自然地理、政区设置与人类地理认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区设置这一制度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或可为解析广西左、右江、浔江等河流名称的历史变迁提供一种思路。

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形成为中心

传统中国的秘密社会多由"师傅"及其最亲近的信徒或徒弟们组成"核心集团",并以这一核心集团为中心,形成信徒较集中居住与活动的"核心区"。秘密社会的"核心集团",多由社会边缘群体中的"精英"构成;其"核心区"则多处于"合法性"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的"边缘"。秘密社会的空间扩散方式,往往是从一个"合法性"社会的边缘地带,跨越其核心地带,直接进入另一个边缘区域;其"核心集团"也往往采取"裂变"的方式,即从一个"核心集团"分出成员,到另一个边缘区域传教授徒,营构另一个核心集团。

古乐乡、上明城故址考

流行的传统说法一直将三国至宋、齐时期的乐乡城与上明城定在今湖北公安县境内,实误。本文从原始文献特别是六朝时人的有关记载出发,通过细密的考证,乐乡城实当位于汉水中游今钟祥县西北境之乐乡关,上明则在乐乡关以西十余里处。

东晋南朝会稽郡人口与平民生计

东晋南朝会稽郡作为三吴腹心,不仅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而且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地矛盾。大明八年(464)会稽郡户籍人口近35万,实际上会稽郡人口大大高于此数,估算当在70万以上。会稽郡出现了"人竞商贩,不为田业"的趋势,一方面反映出当地手工业与工商业较为发达,平民生计有了更多的选择的情况,另一方面无疑表明豪族土地兼并脱离了合理控制,百姓不得不于末业资生的事实。这种生存方式只能勉强糊口,难以应对战争与重大自然灾害,平民生活境况愈加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