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

本文应用Oliver和Holzinger关于政治战略的分析框架,在整合企业战略制度观和资源观(特别是动态能力视角)的基础上,解释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选择模式和机理,论证了规模和制度转型的权变效应,并发展了一系列命题。具体而言(:1)规模越大,国有企业选择前瞻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防卫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而民营企业选择预期型和前瞻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反应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2)制度转型程度越大,国有企业选择反应型和防卫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前瞻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民营企业选择预期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反应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本研究是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治战略选择模型的首次尝试,揭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政治战略选择的独特性,不仅拓展了企业战略制度观的应用领域,更重要的是探讨了企业战略制度观中一个重要但研究不足的议题——企业如何适应制度变革和规制转移。在政策意义方面,本研究指出,制度转型和企业规模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分别具有相互抵消和加强的效应,因而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考虑微观层次的企业改革和宏观层次的政策变革。

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战略:转型经济情境中的企业象征性创新

西方文献指出,企业创新动力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本研究挑战了这一假定,提出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创新动力还来自管理政企关系的需要,并将这种产生于转型经济企业的独特创新行为称为象征性创新。本研究考察了何种条件下转型经济企业更倾向开展象征性创新的问题,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进一步,企业冗余资源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降低这种倾向,而针对20 0 0-2010年425家中国上市公司1387个观察值的面板数据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完整地理解转型经济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行为,并为调解已有转型经济企业创新研究的不一致发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线索。

转型经济背景下国有和民营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追赶动力学：一个仿真研究

追赶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战略的关键。基于中国汽车产业上汽和吉利的比较案例研究,研究构建了国有和民营两类异质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动力学的数学模型,其中包含了后发企业追赶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反馈效应,并尝试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后发企业追赶进行仿真并实施了多种实验。具体而言,考察了民营企业进入时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可见度窘境以及政府政策导向的政策延迟时间等变量在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动力学中扮演的角色。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过程具有交互式和非线性特征。民营企业进入时机越早、民营企业可见度窘境越低以及政府政策延迟时间越低不仅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而且还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更精练的仿真分析结果还发现了一些非线性特征,即这些因素的效应在创新能力追赶的初期和后期不太明显,但在追赶的中期则非常明显。造成这些非线性结果的原因是模型结构的主导循环发生了转移。

中外合资经验对跨国并购绩效的非线性影响:跨组织过程的学习模式

已有组织学习研究主要关注单项组织过程(如并购)中经验对绩效的影响,而跨组织过程的学习模式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研究以中外合资与跨国并购两个组织过程为例,探索了跨组织过程中经验对绩效的影响。相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此前在国内经历了较长期的中外合资过程。如何评估中外合资经验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2011-2016年中国88家上市公司发起的101起跨国并购样本,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以下理论预测:首先,中外合资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U形关系。当中外合资经验较少时,跨组织过程的负面经验转移效应居于主导地位,使得跨国并购绩效下降。当中外合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跨组织过程的正向经验转移效应开始占主导地位,跨国并购绩效提高。其次,国内并购作为中外合资与跨国并购的桥接机制,有利于中外合资经验向跨国并购的正向转移,同时也有利于缓解中外合资经验向跨国并购的负向转移,并且以前者效应为主导,因而国内并购经验增强了中外合资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U形关系。最后,国有股权越高,企业组织结构越庞大,人员分工程度越高,决策越依赖正式规则和显性知识,增加了中外合资经验向跨国并购转移经验的壁垒,同时降低了经验的正向和负向转移效应,因而削弱了中外合资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U形关系。

研发组织的网络模式

分析了研发网络的动因和优势,对现实中的研发网络进行了分类: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全球化研发网络、区域研发网络和官产学研研发网络,并指出了研发网络存在的3个主要问题,即沟通、机会主义以及利益分配,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建立在良好的网络环境之上的信任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

产品平台的概念、模式和管理过程

产品平台可以同时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品种类。本文界定了产品平台的概念,通过细分市场栅格总结了产品平台的四种模式,以产品平台的规划、升级和评价三阶段阐述了产品平台的管理过程,最后指出了产品平台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转型背景下后发企业的能力追赶——以吉利集团为例

吉利在2007年到2010年的＂转型阶段＂以前瞻性的竞争战略为导向,努力实现从单纯的低成本战略向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率。

基于连带责任的供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研究——一种网络治理模式

在供应链合作关系中,核心企业应采取何种治理模式对供应商集群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这一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网络治理研究现已成为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研究领域的重点,但已有相关文献仍未脱离以垂直二元关系为研究焦点的窠臼。本文在横向网络关系层面探讨一种极具针对性的网络治理模式——连带责任治理对供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并检验横向监督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是: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对其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横向监督在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产业集群创新平台的治理模式与战略定位：基于浙江两个产业集群的比较案例研究

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政府在促进产业集群升级时却面临究竟该如何干预的政策困境。本文关注政府支持的产业集群创新平台,通过对浙江两个产业集群的比较案例研究,我们发现了产业集群特征、创新平台治理模式和创新平台功能定位的一般匹配模式。具体而言,产业集群的种群特征影响创新平台的治理模式,创新平台的治理模式和集群技术体制一同影响创新平台的功能定位。本研究的贡献包括:(1)提出了产业集群创新平台的分类学;(2)通过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创新实践丰富了集群的知识基础理论;(3)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可以综合采纳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建设创新平台的战略。

企业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异质性、R&D投入与企业价值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界定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并以2007~2012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家族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与异质化价值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当家族企业的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时,期望绩效差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反之,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时,期望绩效差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2当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时,R＆D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反之,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则导致其减弱,甚至丧失价值效应。

创新互动与装备制造业结构升级

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由于装备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运营的技术构成及组织过程复杂,其结构升级迫切需要得到技术、组织、制度等多方面的支持。为此,研究了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有效互动推动装备制造业结构升级,针对东北装备制造业的现状,提出了推动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省区科技竞争力评价

科技竞争力是竞争力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评价科技竞争力有很多方法,本文尝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竞争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各地区科技竞争力差距甚大,且在部分省市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表现出一致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联络网的定位分析和功能设计

地区联络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在新时期下联络网如何定位以及应该实现哪些功能.通过分析访谈、调查以及档案数据,从活动范围和活动规则稳定性两个维度提出联络网定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联络网进行功能设计.为便于实施,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保障措施.

并购双方的依赖模式、整合战略与并购绩效:一个仿真研究

并购后整合是决定并购绩效的关键阶段。已有研究对于整合战略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并购绩效仍然存在较多分歧,其原因在于已有研究没有重视整合战略的内外部依赖复杂性和时间动态性。本文考察在不同内外部相互依赖模式下,整合战略如何随时间影响并购绩效?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整合战略才能实现更优的并购绩效?采用基于Agent的仿真方法,通过NK模型对不同依赖模式下的并购情境进行仿真。按照企业内部复杂性和企业间相互依赖水平的高低建立四种情境模式,采用三种整合战略来刻画不同的整合实践,仿真分析结果显示:(1)整合战略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在短期会增加,但在长期会逐渐下降,随时间呈现倒U形关系;(2)外部相互依赖水平与整合优势正相关,内部复杂性负向调节外部相互依赖水平与整合优势的正相关关系;这种负向调节效应在长期比在短期更加明显。本研究调解了已有研究中关于整合战略是否促进并购绩效的分歧,推动发展了并购后整合的时间视角,有助于揭示内外部相互依赖在整合战略影响并购绩效中的复杂作用。

R&D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永康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企业资源观和组织学习理论,旨在检验R&D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来自浙江永康市139家制造企业的数据表明,R&D投资对企业绩效各个维度的影响并非一致。具体而言,R&D投资和企业利润呈倒U形关系,而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R&D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是通过新产品作为完全中介变量的。本文的研究结果暗示,对于R&D投资到一定水平的企业,再增加R&D投资需要谨慎决策。此外,除了产品创新,企业管理者需要探索创新其他渠道,并努力发挥多种渠道的协同效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以联络网为平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门,二者关系近来却日益紧密。本研究试图解释:1)基金委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为什么合作?2)基金委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应该如何合作?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对基础研究日益重视以及基金委通过区域创新建设国家创新系统是二者合作的主要动因。2)合作模式包括合作层次和合作平台两个维度。合作层次维度包括3个不同深度和广度的层次。在合作平台维度方面,从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角度看,将联络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的合作平台都是合适的。研究贡献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上,将对政府跨部门合作协调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中国情境下的经验事实;在实践上,对于促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分析师关注的治理功能悖论:中国的逻辑——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大量研究表明,证券分析师对发达资本市场发挥着有效的治理功能。与此不同,囿于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的制度特征,分析师治理功能的有效性推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资本市场,其治理功能存在中国悖论。分析师关注降低企业与投资者及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管理者可支配的现金流量,但是,制度制定及其执行效率的缺陷对分析师和管理者个体的“不当”行为后果难以部分或全部内生化,从而造成分析师关注对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缺失,进而加剧企业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即是题中之义。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检验表明,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企业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越大。进一步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缓解的融资约束、增加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以及分析师的乐观预测倾向均扩大管理者代理成本,而当前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无法显著抑制分析师关注对管理者代理成本的负面效应。

家族控制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基于区域市场化差异的调节效应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家族控制权结构可以完整地解析为股东会剩余控制权、董事会决策权以及经理层经营权三个层级,最终形成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区域市场化差异、家族超额控制与研发投入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股东会家族超额控制,亦即,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之两权分离度,抑制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董事会及经理层家族超额控制激励其研发投入强度,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缓解此两权分离度的抑制效应,增强董事会及经理层家族超额控制的激励效应。

数字平台企业的边界塑造机制:嵌入式案例研究

数字平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开展“只做平台”还是“兼做自营”的业务边界塑造,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议题,但相关的学术讨论十分有限。本文采用嵌入式案例设计,对两家数字平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六个业务单元做归纳分析。研究发现:处在突破临界规模、强化用户粘性和开拓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平台业务呈现出不同的边界塑造机制:数字平台企业在突破临界规模阶段的战略情境是追求“快速增长”,单纯依靠平台企业自身的有限资源难以满足用户需求,是否对供方业务实施自制的重要考量是交易成本,供方业务的信息不对称和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平台企业越倾向“兼做自营”;在强化用户粘性阶段的战略情境是追求“持续增长”,是否对供方业务实施自制受到交易成本或资源能力与网络效应交互作用的影响,越能带来交互增强,平台企业越倾向“兼做自营”;在开拓生态系统阶段的战略情境是追求“品质增长”,平台企业自身已积累起丰富的资源和能力,是否对供方业务实施自制主要受供方业务上平台资源能力优势和培育水平的影响,水平越高,平台企业越倾向“兼做自营”。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平台企业边界塑造机制的演变与平台交易和创新属性存在关联。本文基于平台网络效应特征,拓展了对经典企业边界塑造机制适用性的认识。

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城故事

现有研究忽视了所有权因素在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过程中的角色。本研究以备受争论的中国汽车产业为例,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上汽)和民营企业(吉利)将近30年的纵向比较案例研究,揭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创新能力发展路径中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案例研究发现,国产化政策强化了国有企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学习封闭性以及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缺少和跨国公司建立直接联结的机会,从而摆脱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恶性循环。这导致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显著差异,进而促使决策者从国产化转向自主品牌导向。在自主品牌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打破了原有的恶性循环,但由于内在的可见度窘境,在创新能力追赶上较民营企业仍然不具优势。基于这些结论,我们总结出一个整合的过程理论框架。最后探讨了对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战略的制度观以及资源依赖理论的贡献,并讨论了管理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