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与抗战救护

1933年1月,热河之战爆发,东北危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东北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队抵达天津后,经与各救护团体商定,联合开展救护行动。2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成立,设立北平办事处,指挥救护行动开展。在华北救护委员会统筹之下,十三支救护队分别于前、后方开展救护工作,于前方设立伤兵医院,于后方设立救护院、重伤医院等,且将卫生防疫工作首次引入战地救护。各救护机构协同工作,比较圆满地完成此次救护任务,为全面抗战救护积累了宝贵经验。

辛亥革命中赤十字社及其慈善活动论述

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孙中山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译著。本文从孙中山翻译此书的动机、译著的性质与内容、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对孙中山人生追求及思想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机缘,也是巧合,偶然之中又有一定的必然性;译著是救护培训的教材,翻译本书,第一次将红十字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也产生深远影响;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

中国红十字会“京会”辛亥革命救援行动述论

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京会”依托协和医学堂,组织四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同时与所属天津分会采取联合行动,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整体而言,尽管“京会”不比“沪会”那么成绩卓著,且京沪两会各行其是,没能形成“合力”,影响救护效能的全面释放,但“京会”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民工的心理融入调查

民工的心理融入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本研究对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20名外来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了他们融入城市文化的心理状况。结果显示,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民工有一定程度的心理融入,但是融入的范围狭小,层次较浅,且融入具有多面性。

近年来社会史理论研究述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 ,社会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就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社会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跨学科与社会史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进行缕析 ,这些理论的探讨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

民国时期河北灾荒较前更为严重 ,无年不灾、多灾并发 ,危害面广是这一时期灾况的基本特征。在诸多自然灾害中 ,以水、旱、蝗三灾为主 ,其中 ,又以水灾危害最大。面对灾荒 ,各届政府都采取相应措施救灾 ,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同 ,防治成效存在很大差异。另外 ,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力衰竭等客观因素也严重制约了防治效果。

20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概述

农村人口流动一直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简要回顾了20世纪学术界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农村人口流动所做的探索,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一管之见。

中国红十字会救治1918年浙江时疫述论——以《申报》为考察中心

1918年浙江时疫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遣救护医队奔赴疫区,开展救援活动。在这次救治活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深入疫区,施诊赠药,调查疫情,宣传和采取各种避疫措施等,推进疫区公共卫生建设,有效缓解了时疫对浙省社会的冲击。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组织的相互配合,红会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无私奉献精神以及预防和治疗并重的救治活动是此次时疫得以顺利肃清的有力保障,显示出民间社团在社会救助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暴露了红十字会救灾力量分散和不足的缺陷。

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

灾荒、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大量流民 ,为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主要依靠力量。流民大军是一支盲动的巨大力量 ,在饥饿机制的驱使下 ,他们大量投身义和拳 (团 ) ,也为这场运动增添了许多“盲动”色彩。

反思社会史的双重面向——以社会史碎片化问题为中心

社会史在新时期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其开放性和跨学科的研究特色,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社会史的碎片研究并不等于碎片化,二者需要严格区分。碎片化并不总是由微观取向和跨学科研究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旨趣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性和碎片化可以被看作社会史的双重面向。打破学科界限仍是社会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社会史的碎片化倾向则要靠研究者的主观努力来克服。

论近代中国农民进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

本文以农民进城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揭示农民工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影响的某些侧面。认为农民进城有着多方面的正效应:加速城市化进程;提供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们的思想、行为等越来越远离传统而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民工“回流”把城市文明输入农村,给封闭的乡村带来新鲜空气;家族散之四方,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但农民进城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及其援救——以《申报》报道的内容为主要依据

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横滨等地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火灾、海啸、山崩等次生灾害是导致惨况的主因。日政府立即采取多种措施救灾,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援助,使得此次抗震救灾具有及时、互助等特征。加强城市防灾御灾规划,则是关东大地震留给我们的警示。

“复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复员时期”。作者拟从三个方面初步考察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工作重心转移，由抗战时期的战场救护转向平时的社会服务；组织调整，包括制定规章、刷新会务、健全组织；推广征募运动，努力征求会员、募集基金以壮大自身实力。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些努力虽然受到了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复员时期”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苏、皖淮北地区为例，探讨近代（1840－1949）农业生产条件─—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恶化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内在联系，认为流民现象的发生主要不是经济发展造成的，而是相反。淮北流民在属性上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流民，这种情况，应同样存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中国社会史域际研究之典范——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

20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不断发生调适和转换,其中社会史方法成为被广泛认可的研究范式。虽然学界对于社会史的有关认识,诸如概念界说、学科定位、解释工具等仍存分歧,但当历史"空间"

“振兴工艺”:清末“再就业”工程的一个断面

清政府在最后十年的统治中,致力于“振兴工艺”,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机会,以摆脱游民遍地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尽管总体上“成效鲜睹”,但“振兴”、“推广”工艺本身并没有多少问题,而且,工艺局场兼具有“再就业”和“职业培训”双重职能,这是对以往社会救济单纯“收养”模式的超越,难能可贵,对我们目前实施的“再就业”工程不无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

抗战初期 (1931年 9月～ 1937年 7月 ) ,中国红十字会对淞沪之战、长城抗战、绥远战役进行救护 ,成效可观。三次救援行动 ,实际上是中国红十字会全面抗战救护的预演。通过战事救护的锻炼 ,提高了红十字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也使红十字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于是完善自我 ,强化自身建设 ,提到了红十字会的议事日程。

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中国救济善会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然亮出“红十字会”旗号,但蒙上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为救援日俄战争受难同胞,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士绅奔走呼吁,终于促成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