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银行业的重要群体,其高管薪酬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本文以四家已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分析了转型经济下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为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且均为正相关关系,而公司规模与业绩对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呈现负向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分布的Pareto检验

采用1995～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城市群的非农业人口数据,运用Pareto定律估计方法,对长三角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及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规模分布基本满足"位序—规模"规律;在1995年至2000年间,各等级城市规模向平均规模发展,城市体系发育健全,城市规模分布均衡度不断增强;2000年至2010年,大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中小型城市发展缓慢,相对规模缩小,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

产学研合作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有别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国的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以下简称研发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重要地位。同时,企业、大学、研发机构在R&D环节中的侧重点不同,因而产学研合作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本文在创新性地估算大学、研发机构对应于产业技术领域的R&D数据基础上,测度产学研合作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分割状况的R&D活动,无论是通过项目合作还是人员交流方式的产学研合作,都有助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对于医药制造等科学技术型创新模式为主的产业,企业和大学的合作更有利于产业创新;对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互动型创新模式为主的产业,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合作更有助于产业创新。本文不仅论证了产学研合作的必要性,还提出产学研合作方式的差异化策略。

双重集聚外部性与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

城市群是经济空间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群地区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双重集聚外部性，即单个城市聚点外部性和城市间网络外部性共同驱动的结果。基于1997～2010年我国22个城市群128个城市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理论观点。具体来说，聚点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市场规模、教育与研发、FDI集聚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促进作用；网络外部性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城市群分工协作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促进作用，城市群知识共享更多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升，而FDI城市群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经验证据还表明，东部城市群的双重外部性显著强于中西部城市群，因而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率；核心大城市的双重外部性强于外围中小城市，由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本地经济结构、外部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增长:以长三角为例

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市域单元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综合Combes的本地经济结构理论与Anselin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分析本地经济结构(专业化、多样化、竞争程度、企业规模、本地市场)及城市之间溢出效应对长三角6个典型制造业集聚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均有利于制造业增长,且空间回归模型能纠正普通OLS回归结果高估的误差;竞争性环境对产品差异化程度高的产业有积极效应;企业平均规模有助于资本密集型而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市场规模对纺织等成本敏感性行业有抑制作用但有利于电子等市场依赖型产业增长。结果还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高集聚度城市之间(H-H型)的双向溢出、由高向低(H-L型)的单向扩散和由低向高(L-H型)的单向集聚三种模式。对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聚与扩散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城市群地区产业空间重构的规律。

长三角城市体系序位-规模法则的偏差研究

大中小城市协调有助于城市体系优化发展。长三角这类由市场导向型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分布理论上遵循序位-规模法则(Rank-size law)。为此,本文基于Zipf定律分析长三角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特征及其成因。首先,运用Zipf定律检验长三角城市的序位-规模分布特征,通过创新性地计算序位-规模的偏差,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序位-规模偏差度不断增大——大城市规模相对偏大和小城市规模相对偏小的"分岔"现象。接着,运用城市经济学的出口基础理论分析其成因,即分别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位商来估算出口部门的乘数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大城市规模相对偏大是因为既受制造业出口乘数效应,又受到服务业乘数效应的积极影响,而县级小城市,驱动城市增长的动力仅来自制造业出口乘数效应,服务业以本地消费为主由此乘数效应少,导致城市规模相对偏小。本文政策含义是:长三角中小城市工业化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市化,服务化水平不足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加快服务业发展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