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两重性:互利与同情——休谟正义论难题之解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一方面坚持"互利原则",把功利视为正义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主张"同情原则",认为同情是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来自人们对公益的关心。休谟正义理论中的这个矛盾,表明正义本身所包含的两层要素:正义既具有有利于当事双方的互利性,又要求当事双方有着互相认同的能力。

超越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阿马蒂亚·森的目的权利观

权利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功利主义的“工具权利观”把权利视为实现效用的手段,而自由至上主义坚持独立于后果的“约束权利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试图建立一种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目的权利观,它结合了权利内在价值的考虑与结果推理的运用。

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历史演变与阿马蒂亚·森的重建工作

追溯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古代经济思想曾作为伦理学之一部分而被思考,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道德哲学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景,只是随着经济学技术化、公理化和科学化,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才逐渐丧失了道德兴趣。然而,经济学要回到对现实问题的真正思考和解释,就不得不深入经济学公式背后的伦理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复兴经济学中曾有的伦理旨趣已然成为当今的一股思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掀起了一场恢复经济与伦理学联盟、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现代性体验——《共产党宣言》现代性维度之解读

在美国学者伯曼看来,《共产党宣言》表达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展现了资本主义令人兴奋的创造力和令人恐惧的破坏力,凸显了现代性体验的矛盾本性。不过,在笔者看来,《共产党宣言》更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决定此种现代性体验的力量来源,即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正是它赋予了资产阶级摧毁以往一切、创造崭新世界的"权力",同时也构成资本主义毁灭的"自因"。马克思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既在现代世界中巩固自己又能不压制它所承诺要解放的现代生产力。

追寻美德的统一——古希腊德性统一性问题

德性是古希腊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对德性统一性的追求也是古希腊道德实践与思想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荷马史诗、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表现了对德性统一性追求的不同路径。而德性统一性问题与古希腊对德性本身的理解有着必然联系,但从更深层意义上说,是由古希腊现实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伦理视域下的现代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社会保障是一项具有伦理性质的制度性安排,有着独有的伦理维度。从现代社会保障的伦理维度考察,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人的需要、人道主义、社会正义与公民权利的实现。从和谐社会这个更为宽广的视域考察,现代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它有助于达致一个稳定、公平与文明的社会。

复兴公共精神视野下的现代社会保障——新社群主义与新共和主义的意义

当代社会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日益碎片化的环境造成了对公共生活的威胁。现代社会保障不再只是一项国家供给物质资源的事业,还有着复兴公共精神的使命。突出复兴社会公共生活的新社群主义与新共和主义,对现代社会保障的建设方向与路径提供了针对时代问题的策略,并为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生态福利的三个问题——基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

生态福利是衡量人类福利状况的重要指标。在生态福利内涵的理解上,存在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谁是享有生态福利的主体;谁是供给生态福利的主体;怎样提供生态福利。生态价值观上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对生态福利的理解以及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的生态福利,非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生态"的生态福利。虽然生态主义一般来说提倡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社群主义,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还是保留国家在提供生态福利上的作用。在迷信经济增长和绝对反对经济增长之间,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生态福利实现的一种路径。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可持续是针对人类而言的可持续。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可持续是针对所有生命形式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一种"基于生态"审视人类生活状况的生态福利观,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展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福利观,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争议问题。

走出自利与无私的二元对立——现代商业伦理可能性的一种求索

被简单化和绝对化的自利和无私的二元分立,必然造成商业原则和道德情操的互相排斥。只有揭去纯粹自利和纯粹无私之幻觉,依据多元化的视角,看到商业伦理的复杂性,商业与伦理才有互相通达的可能。

现代性的三个向度

现代性是一个多元与复杂的概念,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开拓对它的理解,也相应地存在对后现代反思的三个视角:作为历史意识的现代性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的、受普遍规律支配的且具有终极目标的历史过程与时间感。这种现代性忽视了差异的存在,对应的后现代主义则突出了空间因素的价值,肯定历史的特殊性与偶然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确立了进步、理性、普遍性与主体性等原则,痴迷于客观性、精确性、明晰性、统一性与绝对性。在后现代主义批评中,启蒙现代性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与解放,反而变成了披上进步与真理外衣的压迫与控制。而作为审美的现代性是对前两种现代性的反叛,渴望模糊性、多样性、混乱、瞬间、短暂与相对性等价值,凭借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分化,追求救赎、拒绝平庸与体验瞬间。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呈现为去分化、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游戏、模拟等特征。现代性的内在繁杂性,不仅要求反思视角的多样化,而且本身也构成思考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动力之一。

分配正义的三重幻象：哈耶克批判的路径

哈耶克认为只存在法律方面的平等和否定性的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概念。对"分配正义"的诉求表现出三重幻象,即:社会秩序是人为刻意设计的结果;存在社会正义为之服务的共同利益;经济平等是社会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

西方早期社会保障制度背后的主流价值观

现代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政治和经济的决定因素,但其背后也受一定价值观的支配。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分别影响了它们早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内容。18、19世纪英国的《济贫法》是新教伦理与古典自由主义合谋的结果,强调个人责任与自由放任。德国19世纪末通过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延续了其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精神:一方面强调国家对社会成员的责任,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成员服从国家权威的义务。美国的主流文化始终强调个人奋斗与自力更生,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虽承认了国家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有限责任,但仍保留了个人主义的基本信念。在当代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倘若不先在价值领域宣传一种理念,只是"科学"地埋头改革,就算不会失败,也将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制度建构。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超越自利的经济学和无我的伦理学——简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 ,如果经济学和伦理学从狭隘的人性设定出发 ,必然造成两者的疏远 ,而且这种隔阂对双方都是有害的。因为 ,通过更多地、更明确地关注伦理考虑 ,经济学能更富有成效。同时 ,运用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和程序 ,也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伦理问题。通过进一步地论证 ,森提出 :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及其影响因素的多样 ,需要建立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分析框架。

全球伦理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世界全球化趋势及其产生的全球化问题的解决 ,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 ,而全球伦理在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全球伦理 ,从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历史看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考察 ,伦理道德能够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构成因素 ,“全球伦理”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性与天道贯通的可能性——以海德格尔存在论为进路

性与天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们的贯通也是中国哲学的主题之一。由于新儒家预设了主客二元分立,在这个问题上就陷入近代形而上学的困境之中。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着手,儒学就可以被视为根本没有预设主客二元对立,或者说它根本没有所谓主观的进路或客观的进路,因此也就没有性与天道二分之说。

普遍性、强制性和自律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现代意义

形式主义是康德伦理学的主要特点,道德的普遍性、强制性与自律性都与道德法则的形式性密切相关,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康德道德哲学仍然表现出了现代意义。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论”思想

俄国民粹派曾首次提出“跨越论”问题。恩格斯基本上认为“跨越”是行不通的 ,而马克思则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论”可以成立 ,这也涉及马克思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阐述。在今天 ,马克思“跨越论”思想仍然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现实的乌托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罗尔斯对世界正义的求索

国际政治领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能够建立起约束国际政治行为的正义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世界和平。现实主义理论却出于权力和利益考虑,视此种观点为乌托邦。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为多元世界提供政治自由主义的世界正义观念。他以“公平正义”为逻辑起点,以人民为主体,用宽容来协调,把国内正义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虽然该理论实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仍不失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