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图与私密日记

在法国,作者形象的构造始于17、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末,作者形象遭到一系列哲学和文学批评的重新质疑,由此形成了思考作品的两个独立基础:作者意图和内在批评,并要求重新定义作品本身。笔者认为这两个基础在阐释作品时可以彼此独立,但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因此,需要综合两种路径的重要贡献,让两种阅读互相启发。笔者以阿米耶尔的《私密日记》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而且创作作品的意图可能是模糊的,但为了理解作品,也需将文本与作者的实际生活关联起来。

罗兰·巴尔特与可见性的转折点——走向非模仿影像

罗兰·巴尔特在《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一书中,打破了现代思想家们共有的对于影像的禁忌:与对模仿的强烈批评所紧密联系的结构主义式的清教主义。巴尔特所带来的这种突破,主要是由于他将模仿与关于影像的视觉体系进行了分离。本文将巴尔特的这本著作置于现代性背景中,来探讨它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本文还将通过巴尔特同时代人对于影像的解读(比如福柯对于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的解读),以及巴尔特早期与晚期关于影像的理论,即从《神话学》到《明室》,来分析《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这本书。在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巴尔特从青睐非形象化、拒绝模仿,到一种更为基本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视觉范式的转变。这首先解释了他重视摄影胜过电影的原因,但最终在《明室》的第二部分关于女性机器人行为的讨论中,以及巴尔特对母亲童年时在冬日花园照片的可见性/不可见性在场的恋物关系中,这种转变被中性化了。

作为反形而上学原则的关系唯名主义

福柯与马克思都消解了本质,从而抛弃了哲学阵地。本文首先从文本上追溯了福柯与马克思对本质之消解的观点来源,其次分析了两者是以何种方式消解本质的,最后阐明了他们如何避免了重返形而上学。由此可以得知,在这一消解本质的过程中,关系唯名主义是关键,作为一种新唯名主义,它并不以个体为优先;而通过关注实践与历史,福柯与马克思则确保了思想的大地性,避免了重返形而上学。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将能够进一步探索这两种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对于反思今天关于人类的话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