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对住房权实现的指标化评估与监控框架

对于一项权利而言,其实现与保障是最为核心和根本的问题。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公民住房权,目前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和解决路径,我们无法深入地揭示人类住房权实现与保障中存在的关键性困境和障碍,也就无法有效地推动住房权实现进程。联合国人居署在内罗毕会议上制定了一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住房权指标体系,包含住房适足性指标、强制驱逐指标、露宿指标、平等性指标、法律保障指标、国际融入指标等,为建立普遍适用的住房权评估与监控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框架。该框架还有许多亟待补充和完善之处,但其为推动人类住房权的实现与保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计量方法,开启了人类住房权事业的新纪元。

图书版税制与出版产业建设

版税制是伴随欧洲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稿酬形式,它对协调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功能。版税制早在20世纪初便在中国出现了,60年代被废止。近十年来,随着我国涉外出版活动的不断拓展以及出版界版权意识的增强,版税制又得到越来越多的采用。文章从英美出版产业的历史经验、版权产业的发展趋势、搞活出版稿酬体制、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要求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

论中国式管理的文化性格

一、中国式管理:一个命题抑或传统近年来,一大批"本土派"中国管理学者从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元素,并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为指导,力图构建完全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体系的"中国式管理"学说。例如,我国台湾学者曾仕强提出"中国式管理"这一命题,并在中国式管理的"安人"

论作者版税制度

欧洲近代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是版税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职业作者阶层的出现以及作者版权观念的强化是版税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欧洲新式出版商为了避免损失而向作者转嫁出版风险是版税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版税制度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稿酬制度在计算方式、支付方式以及市场关联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版税制度更符合版权保护和利用的原则,也更能刺激畅销图书的生产。

论中国式管理的战略特征及文化根源

笔者认为,西方现代管理学具有注重即时、实用、有效的"战术"色彩,而中国式管理理论往往更为系统,且更注重长远,具有显著的"战略"精神。儒家"大一统"思想使中国人的性格相对更为内敛,竞争欲和征服欲一般不外露,因此中国人被认为具有内向、善谋的文化性格。笔者指出,中国式管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一些理念来源于军事斗争,后来逐渐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另外,中国式管理战略特征的形成也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笔者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国管理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有益于全人类管理创新的智慧,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中国式管理必须坚持综合创新,朝着科学化、现代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努力,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论基于公民住房权的住房政策架构

住房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基本人权所需。以保障公民住房权作为国家住房政策的制定依据,既是履行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国家住房政策效力、避免住房政策出现偏误或波动的可靠法则。住房政策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福利政策。我国住房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当前住房政策只看到了住房的商品属性而忽略了住房的社会权利属性造成的。重建住房政策的公民住房权之基础,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也有助于解决我国住房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危机的成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自我认同问题的凸显有其深刻的原因。总的来说,现代自我认同危机是现代性对日常生活侵袭的结果;全球化进程是自我认同危机出现的大背景;科学技术推动了自我认同危机的出现;消费文化进一步催生自我认同危机;大众传媒则加速了自我认同危机的产生。

是什么造就“中国式管理”

管理作为一种普遍的实践形式，其深层的内涵必须借助于环境、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参与才能阐明。相较于纯粹的现代管理科学而言，中国式管理在伦理、战略、艺术等维度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