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刻看清末黔中地区青苗婚俗规范——以《尝思碑》为例

光绪二十七年的《尝思碑》原立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马场镇松林村,该碑记录了清末青苗婚姻生活的规范条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碑文揭示了清末聚居于黔中地区的青苗在婚姻生活中存在的“强娶强嫁”“索要财物”“攀比炫耀”等不良风气,并记载了民间自发对不良风气的严格规范,规范手段主要为“公议罚银”与“禀官究治”。《尝思碑》既显示了苗族的婚俗,又反映了苗族的民间管理,有利于理解区域间民族社会的婚俗文化。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食蕨的灾荒文化探析

贵州崎岖多山、阴雨连绵的自然环境为蕨提供生长条件,境内民族的采食体系与相对落后的经济情况为蕨提供食用条件。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灾荒的特性与蕨的救荒特性、象征意义相契合,故蕨在贵州的救荒成效显著,具有典型性。因此引申出民众以蕨为指代的饥馑记忆,衍生出以蕨为指代的灾荒文化。

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灾害记述探析

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深入,清代成为贵州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期,保存流传的地方志数量多。与前代相比,清代修纂的地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内容趋于翔实。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保留大量的灾害相关记述,除了专门设置《灾祥》篇目外,在《祀祷》《艺文》《物产》等篇目中也有灾害记述。不同篇目灾害记述的来源、繁简、侧重不同,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灾害灾情、灾害理性认知、禳灾祈福、灾害文学四类。灾害记述中隐含官方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蕴含对民众安分守己、积极行善的教化引导。本文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的灾害记述进行探析,分析文本所显示的灾害文化,透过文本看到官方的话语体系。

嘉禾与灵芝:清代贵州内地化进程的政治符号

嘉禾与灵芝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祥瑞,具备“德感上天、盛世之兆”之含义,常作为政治符号出现。清代以前,贵州嘉禾、灵芝的记载少,且未与中央进行互动。至清雍正朝,贵州嘉禾呈迸发之势,且数次出现灵芝,此现象深受中央重视,借此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这实质上是中央政府为在贵州推行王化政策,将具有祥瑞含义的嘉禾、灵芝具象化为中央政府“德治”体现。嘉禾、灵芝的出现既论证清王朝在贵州推行一系列政策的合法性,也回击灾象迭生的言论。后嘉禾、灵芝的文化含义在贵州不断深入,促进了贵州内地化的进程,增强贵州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竹枝词对清末贵州民族的误记--以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为例

竹枝词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对风土习俗多有记载,具有补史论事的功能。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记载了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失实,如民族族称误记,民族文化释义错误,民族习俗张冠李戴等。导致失实的原因为《牂牁苗族杂咏》中部分内容非刘韫良亲身采风而得,而是因循古籍后加其刻板印象糅合创作而成。对竹枝词误记的内容进行纠正,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能更好地发挥竹枝词补史、证史的作用,可促进贵州地区少数民族习俗的深入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