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炳正同志关于《屈原生年考》一文的来信

编辑部负责同志: 寄来陈久金同志的《屈原生年考》嘱审阅。本人对天文历算是外行,但读了文章之后,感到很有创见。因为作者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结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至于作者之所以能提出新的结论,主要由于他在推算依据和推算方法上突破了三个传统观念的束缚:

《屈原与他的时代》序

《屈原与他的时代》序汤炳正【编者按】《屈原与他的时代》为西北师大中文系赵逵夫教授积１０余年之力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约２０余万字，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６０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有的学者鼓吹新的“屈原否定论”，本书即为扫除笼罩在屈原头上的乌云，解决...

屈赋语言的旋律美

(一)屈赋与“诵诗” 在古代,舞蹈、音乐与诗歌,是三位一体的。至于后来舞蹈、音乐跟诗歌的分合关系,或诗跟歌的分合关系,虽然情况较为复杂,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诗”来讲,其总的倾向,不仅是逐渐脱离舞蹈、音乐而独立,乃至“诗”也逐渐脱离“歌”而独立。

《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

我第一次读到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是在四十年代末期。那时学术界对它并没有任何反应。而我也只是曾在书眉上写了一些零星的看法;并在讲课时,顺便批评了它的某些论点。不料八十年代的今天,在日本学术界掀起“屈原否定论”的高潮中,何氏的《楚辞作于汉代考》,竟被誉为“最周密、最系统”的著述。(见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国文学研究》三期,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这就是我不得不旧事重提,再次评论一下这部书的原因。

忆太炎先生

遗憾得很,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之际,国内外学术界的挽诗挽联很多。而我当时正在苏州从先生受业,哲人云亡,竟没有写下诗、联以寄哀,同门师友多怪之。其实,我并无他意,只觉得,先生的学术造诣与革命的一生,决不是几句挽诗,或一副挽联所能概括;而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与扶掖奖许之厚谊,更决非语言所能表达。故与其言而无当,倒不如缄口“心丧”,更为得体。

《楚辞韵读》读后感

王力同志最近出版了两本新著:《诗经韵读》、《楚辞韵读》。这两部论著,是王力同志多年来攻治古韵学的某些结论的具体体现。因此,无论在体例、论据和观点上,都是比较精确稳当的。在这方面,读者自能体会,不准备多谈。现只就《楚辞韵读》中值得商榷之处,写出来供参考。当然,《诗经韵读》与《楚辞韵读》是姊妹篇。

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屈赋新探》之十

屈赋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因而瑰丽的神话在诗篇中放射着夺目的光彩。神话,是形象的反映了人类童年认识自然的水平和征服自然的理想。但神话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是不断演化的。任何一个神话,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模式。这个演化,当然首先是现实的复杂矛盾的折光,是人类的主观想象的飞翔。然而这其中神话的分化、融合,神话的社会化、历史化等等,在不少的情况下,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屈赋里的神话,在这方面也有所反映,并且有时曾因此引起了屈赋研究者的怀疑与误解。故特略举数事,以明其例。

试论先秦文化思想的“内向”特征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化思想遗产。就此而言,我觉得先秦的文化思想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所谓“内向”的“内”,是指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外向”的“外”,是指整个宇宙及大自然界。所谓“内向”的,即先秦文化思想对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是全力以赴地进行了分析和探索;而对于宇宙、自然的“外向”研究,就没有那么关心,甚至持否定的态度。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没有探讨宇宙、征服自然的辉煌业绩;而是说,从文化典籍的遗产上看,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对“外向”文化既少记录,也不提倡,在文化典籍里留下了相当显著的“内向”特征。

《语言之起源》补记

我的旧作《语言之起源》近在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之后,颇引起海内外学术界之关注。但该书所探讨的语言起源问题,是属于世界语言学界悬而未决的重大学术问题,故回想起来,颇感言有未尽之处,也有不少新的发现与想法。但书已付印,无法追补,只得略述数事如下,以申其义。

《国殇》与中国傩文化的演变

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五届年会1992年10月9日至13日在山西临汾举行,会议收到论文96篇。我刊特邀请四位屈学专家从中推荐出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次盛会的学术概貌。限于篇幅,本期选登了13篇论文的提要,以飨同好.各篇提要,均录自会议印发的《论文提要》,其中两篇因原文太长,本刊作了部分删略。

试论“寅”字的本义与十二支的来源

中国的十二支,从已有文字的历史来看,已经流行了几千年之久。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这十二个字本为纪月而造,于是乃用阴阳五行学说敷会字形字义,这显然是错误的。近代学者多能抛开阴阳五行,而深入探索十二字的本义,这在古文字学史上是一次大的解放。但是,这样又把这十二个字当作孤立的文字现象来看待,没有把它们看成一个有系统的东西,更没有注意到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渊源。因而,文字本身的意义也就无法弄清楚。后来,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字研究》一书里曾将它们列为专题,作为文化史上的问题来对待,用新的观点方法,把古文字学跟历史学互相结合起来,使问题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十二支是来自巴比仑的十二宫。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创见。但解放后,郭沫若同志在该书重版序言里又说:“释干支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这说明任何科学,都要经过无数科学家的努力探索。

学术与友谊─—记我与竹治贞夫教授

学术与友谊─—记我与竹治贞夫教授汤炳正竹治贞夫先生，是当代日本的《楚辞》名家。著述甚富，多独到之见。他的巨著《楚辞研究》，早已为中国学术界所赞誉。多少年来，我深以不得相见为憾！新知与离筵１９９１年端阳节，湖南省以举办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见邀。在开幕...

古语“偏举”释例

先民创造语言之时,一个单词或等于一个句子之含义。此种现象姑称之为“偏举”,举例如下。 一、表动 首先就古人沐浴之事言之: 沐——《说文》水部云:“沐,濯发也。从水,木声。”(莫卜切) 按古人以“沐”为濯发之专称,非洗濯之通名。故《楚辞·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论衡·讥日》云:“沐者,去首垢也。”然若探“沐”字一语之起源,则实为“毛”字乏转音。“毛”在明纽宵部,“沐”在明纽侯部入声,古音通转频繁。盖古人称发为“毛”,

《离骚校诂》序

《离骚校诂》序汤炳正黄君灵庚《离骚校诂》既成，来书求序我说，他“研究楚学，走的是前人老路，专攻文字、训沽、章句，在楚学这圈子里颇感寂寞”。及读他寄来的复印《离骚校估》十数条，又见其中多精辟之言，发前人所未发。对此，我深有所感！前人有言：“不从小学入经...

独树一帜，自成体系

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是当代中国《楚辞》研究中的一部杰作。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维有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故对世界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能异中求同,纽带相连;第二个特征,是具有无限的穿透力,故对《楚辞》的文化内蕴,能由表及里,深入堂奥。因而,不仅展示了《楚辞》

试论《天问》所反映的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屈赋新探》之八

屈赋以《天问》为最难读。历代学者对其中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及文字训诂的钻研探讨,用力最勤。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尤其是第一手材料的不易见到,以致有很多问题,至今仍然得不到解决。例如《天问》里有下列两节云: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屈赋修辞释例(续)——《屈赋新探》之六

(四) 双关 ①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对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君》) ②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夫人》) 以上二例中的“玦” “袂”为“音、义双关语”,“佩”为“谐音双关语”,“褋”“杜若”为“借义双关语”。 这两节诗里的“捐玦”“遗佩”“捐袂”“遗褋”“采杜若”“搴杜若”等,究竟应当如何解释,古今众说竞起,如治丝益棼。其实王逸注释“玦”字时,虽拘泥于君臣关系。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

(一)《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它对研究屈赋及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达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自此以后,历代著录及《楚辞》传本,皆题为刘向所辑。清《四库全书提要》曾有下列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屈赋新探》之五

探索屈原的生年月日,是把中国古代杰出的进步诗人屈原放到更为准确、更为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评价的重要课题。因此,它曾引起了古今中外文学史家所注意,并做了不少的试探工作。 本来,对先秦时期文学家的生年月日,由于资料缺乏,有可能进行深入探索的并不多。而屈原在自己的诗篇《离骚》里却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自叙性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