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逃避:丁玲早期创作嬗变中的情感实践与主体性困境

长期以来,“左转”说将丁玲早期创作的嬗变解读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觉建构行为,忽视了丁玲创作动机中持续在场的情感元素具有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在丁玲早期创作中,以偏为爱的创作风格内含着因怕而爱的情感原型,使人物在强烈的“唯爱”诉求中反而呈现出“失爱”的悖论体验。正是在“逃避-依恋”的意义上,丁玲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写作,呈现出所谓“左转”的文本表征,揭示了“爱”的悖论景观,也触及了“内曜不足”这个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困境。

民族与阶级:左翼丁玲的“九一八”想象——《夜会》文本细读

丁玲的《夜会》书写了上海工人集会纪念“九一八”的事件。民族与阶级是贯穿《夜会》的两套基本话语。话语的纠缠是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坛“九一八”写作的共性,与左翼所处历史语境有关。《夜会》选择性呈现了30年代初上海工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回应。入选与落选的历史碎片,共同反映了丁玲3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反透底与非沉浸——从《不负责任的坦克车》看鲁迅讽刺艺术及其文化姿态

暂别印象式批评,回归文本本身,是鲁迅杂文研究中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不负责任的坦克车》在直观上呈现出驳杂与明晰的两极化接受印象。问题导向的结构模式以“讽刺”为中线,使文本内驳杂的知识信息具有了有效编织的可能性。文坛纷争、政治管控、报刊传媒是影响鲁迅讽刺观及其艺术实践生成的主要语境。鲁迅在战斗性上与革命者的疏离以及在文坛纷争中的旁观式参与成就了他讽刺艺术的高远性。“讽刺”在鲁迅笔下超越修辞的内涵,映射出反透底与非沉浸的文化姿态,这与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观点形成纵向的呼应。

另类“自叙”的诞生——郁达夫杭州时期的山水书写与游记转向

1933-1935年,迁居杭州的郁达夫开始集中撰写山水游记,实现了题材、文体和风格的同步转向。知山识水的写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郁达夫杭州时期对于山水体悟的隔膜。游记中频繁出现的“闲笔”与“牢骚”反映了郁达夫的自证焦虑,见证了郁达夫杭州时期自我认同的混乱。通过文体分工,郁达夫的“自叙”理想在形式自觉中实现了另一种曲折的突围,完成了对早先不拘形迹、率性真挚的青年郁达夫的持守与超克。对郁达夫而言,“自叙”远非纯粹的文学手法,还是通往真和美的一种人生的方式。

我读《破恶声论》(下)——2022秋西川读书会纪实

李怡:《破恶声论》这个“破”很让人联想。这个词它本质上是非常中国化的,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跟今天我们说“揭发批判”是一回事吗?我觉得可能你的感受是很好的,但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是这样。咱们举个例子。比如佛家用了这个词,是指用伟大的佛法去祛除魔障,是为“破”。这启发我们,在我们固有的语义中,“破”可能还不是一般意义的批判,“破”实际上是一种迷障的消除。而迷障则是让我们的智力实际上处于丧失自我的状态,或者说叫迷失本性了。它被另外一种思维所代替了,是某种氛围让你迷失了本性。“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打破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样一个氛围对你的那种遮蔽,人的真正的智慧不能被遮蔽,这就是破。

我读《破恶声论》(上)——2022秋西川读书会纪实

主持人李怡引言:关于《破恶声论》,多年来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的解读,从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到中国学者乐黛云、汪晖、高远东、汪卫东等,这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文献。我看大家手头准备的论文中,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是最多的,说明这篇文章是你们重要的参考。的确,最近10多年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讨论,汪晖的论文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