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公定力界限新探

理论上 ,行政行为公定力界限存在“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之争。作者就此问题以新的视角探讨公定力的界限 ,认为应承认行政活动领域的公定力存在 ,否定行政诉讼期间公定力的存在。

“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在森林公安办理刑事案件中的适用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已于7月1日起施行。两个证据规定是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

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罪名分解与认定

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犯罪与盗伐、滥伐林木犯罪经常交织在一起，为了准确认定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有必要对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罪名作细化分解，把握各分解罪名中“明知”含义的特殊性，正确处理“一罪”与“数罪”的关系。

论事实推定的逻辑归属与适用原则

事实推定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常态性联系 ,因此其适用具有逻辑上的科学性。但通过与其他近似的证明方法比较 ,可发现事实推定的内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 ,既要适时地适用事实推定 ,又应该遵循有关原则以尽可能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构建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法学思考

公安机关能够根据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因此,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应当与诉讼程序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不利于公安机关统一执法。本文借鉴诉讼法学证明标准理论,分析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证明标准规定的不足,提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类型规定证明标准的设想。

刑事二审功能嬗变与控审分离原则的契合

刑事二审功能处于纠正事实错误与统一法律适用两种类型之间。科层式司法权力结构与纠正事实错误型二审功能匹配,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协作式权力结构要求二审具有更多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司法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以与其相适应。我国刑事审判权力结构向协作式方向改革的趋势,必然要求刑事二审的功能由片面纠错向主要提供救济方向嬗变,控审分离原则与提供救济的刑事二审程序具有更多的内在契合性,刑事二审相关制度因之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未决羁押正当性的程序保障

未决羁押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也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在设计羁押制度时,需要平衡诉讼保障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合理的未决羁押程序能够做到功能定位准确、羁押条件严格、审查程序完整、救济途径通畅。中国刑事拘留和逮捕所附带的羁押,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和惩罚化特征。构建中国正当化的未决羁押制度,需要做到"四个分离",并为被羁押人提供救济途径。

法律程序功能论

法律程序是与实体法的权利义务规定相对而言的。法律功能与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匹配。法律程序的功能不可忽视。实现依法治国,应充分发挥法律程序的法治基础功能和正义实现功能,对法律程序的法律发展功能则不能要求过高。

森林公安执行《森林法》收集的行政证据在刑事执法中的适用

根据我国《森林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的规定,违反《森林法》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森林公安作为兼有行政执法权和刑事执法权的主体,在依据《森林法》查处行政违法行为时获取的证据能否在刑事执法中使用,过去一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

刑法修正案修正涉林犯罪的管辖归属与查处注意事项

自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作了6次修正。其中《刑法修正案（二）》和《刑法修正案（四）》修改了3个、增加了1个涉林罪名。目前，刑法修正案修改和增加的涉林罪名不仅管辖归属不明，而且立案条件也有变化。分析刑法修正案中的涉林罪名．有助于森林公安机关合法、准确地查处其管辖的刑事案件，提高森林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水平。

监视居住措施及其适用

《刑事诉讼法》经再次修正后颁布实施,各界对修正案的讨论焦点将转为如何评价修订成果和如何适用新规范,这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刑事诉讼法研究专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监视居住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特殊侦查措施、专家参与诉讼制度和强制医疗程序等进行评论,并提出适用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新《刑事诉讼法》取得良好的适用效果贡献智识。

论我国刑事证明印证模式的困境及其化解

刑事证明印证模式利弊共存。通过强化单个证据的审查,合理设置证明标准,改变口供中心的印证方式,可以化解印证证明的困境,发挥印证证明的优势。

测谎与九步审讯法结合的体系化审讯实践

测谎和九步审讯法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的刑事审讯领域,其中测谎被视为现代科学审讯两大基础之一,九步审讯法在发达国家被誉为“审讯圣经”。文章首先阐述测谎在我国审讯中的主要作用,其次结合一起内部盗窃案的成功侦破,阐述测谎与九步审讯法在审讯突破中结合运用的可行性和高效性,以期测谎与九步审讯法的结合的体系化审讯范式能更好地服务于审讯实践。

测谎结论在民事借贷纠纷诉讼中的证明能力

测谎结论虽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其科学性、准确性以及证明能力如何尚存在争议。通过对测谎原理的研究和测谎程序的分析,可以发现测谎技术具备科学性,测谎结论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测谎结论有助于法官形成内心确信,测谎技术有助于民事借贷纠纷的解决。

论我国刑辩律师有效辩护的制度保障

刑辩律师有效辩护在制度和实践层面遭遇困境,有效辩护难以实现,新律师法的实施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偏重犯罪控制的价值观及其线性诉讼结构、律师的职业道德欠佳和执业风险以及当前社会控制力薄弱给刑事司法机关增加的社会控制责任,是律师有效辩护困境的深层原因。加强律师有效辩护的制度建设,需要树立平衡兼顾犯罪控制与权利保障的价值观,保障刑辩律师获取充分的案件信息为有效辩护作必要准备,刑事司法机关应切实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与其他诉讼权利,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探析

新《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侦查阶段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对于促进侦查权的规范运行,维持控辩式审判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侦查阶段的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宜辅之以自行调查取证权。为此,应加强对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保障,有限制地放开侦查阶段律师获取案件信息的其他渠道。

侦讯程序对权利保障与讯问效率的兼顾

我国现行的侦讯制度与侦讯实务偏重侦讯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理论界提出的侦讯改革方案偏重权利保障,有失侦讯效率的提高。合理规制侦查讯问,需要更新理念,正确处理犯罪嫌疑人的侦讯程序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关系,有效化解犯罪嫌疑人与被追诉人在侦讯中的目标冲突,适当矫正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为侦讯制度提供配套制度保障,以利于实现侦讯制度兼顾讯问效率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