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核心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路径探索与实践

2018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对外语专业人才需要具备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对《国家标准》提出的外语专业人才核心能力,即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内涵及关系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以提高文学赏析能力为首要目标,以“文学知识积累+文学作品研读+文学批评+评价与判断”为具体内容的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以期为提高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一条可供借鉴和操作的路径。

论“书院精神”对高校文艺活动的启示

在组织开展文艺活动和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书院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中大为例,通过对校园文化生态与文艺活动中的"书院精神"进行阐述,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而为组织开展高校文艺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叙事学与伦理批评:同床异梦,抑或携手联姻

叙事学与伦理批评的研究路径既非同床异梦,亦非相互忽视、格格不入。本文将叙事理论与伦理批评视为携手联姻的同盟者,认为二者的概念及视角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从而更加有效地解读叙事形式的伦理与政治。文章在简述叙事学和伦理批评的不同发展轨迹以及近期学界之于二者整合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伦理叙事学架构的基本前提和核心概念。伦理叙事学将叙事理论用于叙事虚构作品的分析和阐释,聚焦于叙事之于传播规范与价值的作用。两种批评方法的整合势必能给当下文学研究的再概念化以及文学伦理批评的不断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和支撑。

巴恩斯《伊丽莎白·芬奇》中的双重历史叙事

在新作《伊丽莎白·芬奇》中,当代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再次以实验性的文类杂糅引发热议。本文从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入手,指出小说所引发的争议缘于巴恩斯对“书写谁的历史”和“为何书写历史”问题的模糊处理。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尼尔不断探寻书写老师伊丽莎白·芬奇历史的最佳方式。然而,隐藏在这一情节之下的是一条贯穿全书的隐性叙事,即由读者主导的重构尼尔历史叙事的暗流。明暗交织的两种历史叙事并行,形成了互补与对抗,并在矛盾张力和交互作用中展现了巴恩斯对文学创作的自觉探索与创新。

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论泰戈尔短篇故事的情感与伦理

对于多数人而言,作者以个人习语的叙事方式编织故事。个人习语的叙事是一系列原则,它们使可能有因果联系事件的模仿得以实现为故事的产物,其中囊括原型,即定义故事种类的结构。这些原型,或曰原故事,是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复杂融合,引导人们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以及虚构故事产物的解读。相差无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拥有一系列的原故事,其中占据重要特殊地位的类型便是基于情感依恋的原故事,这种情感依恋最初以父母与孩童的关系为特征。此类型的原故事着眼于情感依恋关系的搭建与伦理和政治维度的违反。具体言之,泰戈尔对于伦理以及政治的想象很大程度受稳固发展的依恋规范指引,并迸发出对原则的偏离,在故事的叙述中得以详细说明。这些偏离缘于情感依恋的威胁与缺失。要而论之,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展现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质——情感依恋敏感性,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反之,它也承担着为社会产物——羞耻所影响的风险,且这种羞耻感常与性别意识相关。

“二我”的分裂与合一: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人物叙述研究

朱利安·巴恩斯是当代英国文坛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布克奖获得者,擅于使用叙事策略,特别是人物叙述这一手法,来实现人物与读者共同观察世界、省视自我的目的。文章援引詹姆斯·费伦的人物叙述理论,探讨了巴恩斯小说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之间的修辞互动中叙述者“我”和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话语世界中的叙述者“我”与故事世界中的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不仅来源于时间的间隙,更来源于自我意识的断裂与变化,由此构成了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重要动力。巴恩斯通过人物叙述的手法,实现了小说在形式、伦理和美学上的交融,在吸引读者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关于自我建构的诸多思考。

第二课堂与新时代外语类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

当前外语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普遍存在学生科研能力不足、学术资源和评价体系不完善两大问题。本文从“当前外语类研究生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课堂的创新内容和路径”“成效和突破”三个方面,介绍和阐述上海交通大学以第二课堂为依托在新时代外语类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的探索。通过第二课堂的创新与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形成了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外语类研究生培养总体格局。

“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巴恩斯《时代的噪音》中的伦理选择

朱利安·巴恩斯新作《时代的噪音》聚焦俄国著名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人生中的三个重要转折点,通过叙述主人公在强权重压下的困境与选择,成功再现了艺术家在集权社会中的生存图景。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沿着"向权力妥协"的伦理线,结合相应的伦理环境,逐一解构三个伦理结,即死亡与生存、音乐与尊严以及信仰与艺术的伦理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做出成为懦夫的伦理选择,希冀由此剖析作品深处的伦理特性。

文学世界的建构方式与伦理价值传播“2021年外国文学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12月18—19日,"文学世界的建构方式与伦理价值传播——2021年外国文学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与《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协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跨学科叙事研究中心与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编辑部承办,为来自不同学科和学术背景的人文研究者提供了深入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180余所高校的近300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以极大的学术热情紧密围绕"世界建构"(worldmaking)这一重要议题,考察文学世界的建构方式与伦理价值,深入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相关前沿话题,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后理论语境下的世界主义及其若干命题:评弗拉迪米尔·比蒂《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

随着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世界主义再度成为当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话题。在《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一书中,弗拉迪米尔·比蒂认为世界主义概念发轫于个人或民族的创伤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对欧洲和非欧洲文化、政治、民主的影响。通过对世界主义内涵的梳理辨析,比蒂提出了"流散世界主义"的构想:拥有流离的归属性,跳出既定的政治空间,维持异见性的政治形式,并在此基础上重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

论非人类叙述者——以《10½章世界史》和《克拉拉与太阳》为例

本文试图在“非人类转向”的语境下探寻非人类叙述者现象的阐释路径,并具体结合朱利安·巴恩斯的《10½章世界史》和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非人类叙述者,探究这一叙事策略的特征、意义以及阅读策略。在形式和效果层面上,非人类叙述者既是承担了叙述功能的叙述者,又是具有行动功能的人物,同时作为聚焦者还具有观察功能。在“陌生化”和“移情”的双重作用下,这些非人类的人物叙述展现了人类与非人类特征之间的辩证性张力;在意义层面上,读者在阐释非人类叙述者现象时所运用的“人类化阅读”和“非人类化阅读”阐释策略体现了人性的核心。通过“视角换位”,读者进入非人类叙述者的情感世界和认知视角,在陌生化效果的作用下代入体验人类与非人类彼此之间衍生的冲突或差异,从而实现对人性的审视以及自我伦理意识之反思,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换个角度“话”叙事:评《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奇特声音》

叙事学在研究拥有和人类历史一般古老的叙事交际行为时,一直试图寻找挖掘作品中叙事的普遍特征。然而在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学叙事作品的"冲击"下,以"自然叙事"(natural narrative)为母体建构去解读叙事虚构作品的模式也遇到瓶颈,遭到了质疑。随着学术的推进与探讨,学者们更是发现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也与这套"自然"的故事叙述模式产生了断层。因此,叙事学中那一些"奇特声音"(strange voice)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前人的继承下以不同的思维去思考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