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古村落文明保护及传承研究——以安徽古村落为主要考察中心

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与古村落文明的保护和传承相统一。在保护原则上应坚持分类保护、因村制宜原则;应充分发挥古村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转化,并将其融入到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中;在保护、利用古村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基础上,建构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充分利用古村落传统文化资源,突出文化创意,打造乡村农业文化综合体新形态。

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代际差异与文化表征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群体,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文化素养以及社会文化语境潜在规制等诸多不同,两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模式形成了较为显性的代际差异,这一差异对两代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与城市融入机制又形成了反向制约作用,因而考察这一代际差异的审美表征及其文化意义对深入探讨现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话语构成的现实主义及其历史化考察——以秦兆阳“广阔的现实主义”为中心

现实主义作为典型的中国问题,是新中国文论70年来古今中西文论话语资源的一个重要交汇场。将现实主义视为"话语构成",以历史化为方法在"文论场"中去探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对话,是打破单一线性叙事、还原文论史现场、在"世界中的中国"视野下理解当代中国文论经验的一条可行性路径。秦兆阳"广阔的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话语构成",它见证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规范建构的"另一面",也参与了新时期当代中国文论经典化历程,20世纪90年代它所面临的"博物馆化"和文艺思想史转向,体现了现实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展、挑战与困境。从媒介上看,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属于"印刷媒介下的现实主义",将"数字媒介下的虚拟真实"纳入现实主义的理论视域,是立足当代赛博文艺的生产机制下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次重要契机。因此,"‘广阔’的现实主义"的"广阔"便可以理解为充满实践精神的"未完成性"。

试论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代际差异与文化表征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群体,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文化素养以及社会文化语境潜在规制等诸多不同,两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模式形成了较为显性的代际差异。这一差异对两代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与城市融入机制又形成了反向制约作用,因而考察这一代际差异的审美表征及其文化意义对深入探讨现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初期对西方文论展开批判性接受的重要一环,涉及的范围包括以卢卡奇的批判现实主义、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戏剧理论、加洛蒂等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等为代表的西马现实主义维度,以列斐伏尔、萨特、梅洛-庞蒂、考德威尔、弗洛姆等为代表的西马美学维度以及卢森堡、葛兰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渊源,以及其身处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学术语境,导致新中国初期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过程中采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发展”的双重视域,形成了批判性接受的特点。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接受为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接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做了铺垫。

明清小说插图的版式流变与文化成因——基于《水浒传》三种版本的形式考察

作为明清小说文本中普泛的视觉符号,小说插图在阐释小说语言文本的同时也形构着自身独特的艺术样式与审美逻辑,明清时期《水浒传》插图的三种版式即为代表。从建阳的"评林本"到杭州的"容刻本"再到徽州的《水浒叶子》,这种插图版式的流变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创新,更形成了不同体例的"图文"关系,其内在又潜藏着小说观念演变、文人化创作以及明代后期唯美主义的社会风尚等多重社会文化作用机制。就其予以探讨,对当下的"图文"之争以及视觉文化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新冠疫情期间西方知识界关于“共产主义”讨论的中国传播及其反思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现实境遇促使西方知识界产生了一股“共产主义”讨论热潮。就西方知识界的讨论情况而言,此次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可以分为“诉求性左翼立场”和“批判性左翼立场”两大类,“诉求性左翼立场”认为新冠疫情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契机,“批判性左翼立场”认为共产主义是拯救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以全民医疗为代表的公共福利问题、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批判、全球化的未来趋势是西方思想界讨论共产主义时主要的问题意识。西方知识界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呈现出鲜明的左翼气质,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影响力。

容与堂本《水浒传》插图叙事与“语—图”关系研究

作为《水浒传》插图叙事的重要版本,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和多元化的叙事策略,建构起"语—图"共谋的叙事策略,有效地推动了《水浒传》经典化的历程,对当下读图时代的"语—图"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共通感——全球化时代审美共同体建构

"共通感"是审美活动中主体想象力自由游戏产生的自由愉悦感,它是审美交流发生的内在机制。共通感从理论层面回答了艺术鉴赏中共鸣的产生、审美教育的进行以及文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等问题。当下审美范式的现代转型使得共通感面临着解构与狭义化误读的挑战,使得审美退化为不可交流的个人活动和成为进行社会区分的途径。在现代社会中保卫共通感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通过在创作方法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观,在审美态度上以"包容"为审美前提、以"自由愉悦"为理想追求两个具体维度保卫共通感,进而论证在全球化时代建构人类审美共同体之可能。

西方理论在中国:“译介”导向还是“问题”导向--对话刘康

时间:2023年9月16日地点:美国杜克森林刘康家汪一辰:刘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来跟我做这次对话。这次主要是想以你研究巴赫金的历程为案例,探讨中国文艺学的西方理论研究的不同路径。自1995年你的专著《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出版后,它就成为中国学界一部非常重要的巴赫金研究文献。近年来,你提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又提出巴赫金之于中国问题是一种“折叠”,这样看来,巴赫金作为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一直贯穿于你的学术研究历程的。

原样派的“两个中国”想象及其对法国结构主义话语转型的影响

原样派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与征用构成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东风西渐”中一道重要景观。不论是后来的研究者还是原样派成员,或多或少都已经察觉到该文学流派在对中国的能指建构中已经涉及两个异质性的所指。高淑夕(Shuhsi Kao)在1980年采访索莱尔斯时就指出,索莱尔斯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la Chine marxiste-léniniste)似乎更热爱“道家中国”(la Chine taoïste)。

中国美学“双峰”后的对话理想——朱光潜、宗白华并称之形成及其学术史意义

朱光潜、宗白华并称是中国当代美学界一次富有深意的历史建构。在新中国初期,宗白华影响力虽不及朱光潜一般溢出学界,但凭借独具风格的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他已在学界有所影响。1981年李泽厚在《美学散步》序言中“以朱衬宗”,首次开启“朱宗并说”模式,“发现宗白华”历程也由此展开。1980年代中后期诗化哲学大潮下体验美学兴起,学界出现了“以宗为上”的评价声音,朱、宗影响力开始相对性平衡。1990年代末,在千年之交的历史意识催动下,“朱宗并举”成为学界共识,朱、宗并称由此确立。“双峰”建构的背后寄托着中国美学界多重对话理想:两位美学老人学术人格上的对话、中国美学研究路径的对话、中国美学研究内部的中西对话和“世界中”的视域下中西美学对话。朱、宗并称形成了一个既“召唤”又“开放”的学术传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在“对话”与“超越”中赓续中国美学的深入研究。

萨特和波伏娃的中国行及其理论意义

从萨特、波伏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来看,1955年萨特与波伏娃的中国行似乎是一场“错位对话”,但是从中国行对萨特、波伏娃的影响来看,这一历史事件尚待深入阐释。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的中国行,既与外在政治条件的促成有关,也是萨特对他自己心中“新中国之惑”的负责,这种责任感充分体现在中国行对萨特和波伏娃的影响上。萨特、波伏娃的公共性发言向西方展现了新中国的风貌。同时,中国行对波伏娃长久以来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产生了剧烈冲击,这促使她对《第二性》的写作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中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萨特的思想构境。萨特、波伏娃中国行的意义在于,它以一种超越单纯文本语言的“非语言语境”促使旅行主体形成感性、丰富的中国认知,这启示我们在文明互传互鉴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文献典籍的译介,在地性的参观考察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参与、持续对话的"西方同行"(Western Contemporaries),(1)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这一接受过程大约发端于1930年代的译介,并在新中国初期形成较大规模,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形成热潮。中西之间的学术旅行是一种双向的过程,既包括"西学东渐",也包括"中学西传"。

西方理论、译介传播与中国问题——第四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21年1月9日至10日,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顺利举办第四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高层论坛。来自美国、日本、中国20余所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论坛发言且1家中文核心期刊杂志社编辑与会指导。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下设5个分论坛和1个圆桌论坛,分论坛主题包括: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范式、方法与问题,中国美学话语的沿袭与拓展,文学、影视、传播学等学科的中国问题,中国文艺学与中式"后学"的对话,翻译与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在圆桌论坛中学者们则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影响的多元网络”:作为一种比较诗学方法论的可能性——读曾军《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构成比较诗学的两大基本方法,若是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简单的公式化提炼,平行研究是讨论“A与B”的关系,影响研究则是讨论“A到B”的关系,但是究其本质,它们的共同点均在于讨论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1)然而,理论旅行中发生的大量案例显示,很多时候“放送者—接受者”不只是在两个主体间发生的,接受者可能同时受到几个不同放送者影响,由此构成的多元主体间关系应当怎样理论化?上海大学曾军教授近期出版的专著《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以下简称《影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从方法论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

“细读”与“理论”的对话共生——论毕飞宇的文学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

尽管毕飞宇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建构,但基于已有的批评实践,其内部的复杂性已具备问题化的可能。文本细读是毕飞宇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可分解为"辩字""述势""对释""评价"四个步骤。理论在毕飞宇的文学批评中扮演着他者的角色,"代入"的理论成为穿透文本文化意义的"有力一击",但是所有的"前奏"与"铺垫",都是在文本写作构境的解读基础上完成的。毕飞宇的文学批评彰显了"细读"与"理论"对话的可能性,这启示我们既不能局限在"只有文学的文学批评",也不能跨越到"没有文学的文学批评",以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建构一种对话性的文学批评范式,这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努力方向之一。

“创意徽学”与“徽州故事”的现代讲述

徽学研究应当具备“今中”立场,即它应当以深厚的文化资源为讲好徽州故事奉献学术力量,基于这一问题意识,“创意徽学”应运而生。马伯庸的“徽州叙事”有效地沟通了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它以一种创意性的方式让三个作为“老问题”的徽州历史“学案”焕发了“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