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场域、功能作用与制度成长——“枫桥经验”视域下的乡贤治理

乡贤治理产生于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形成多元治理格局提供了路径选择。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灵魂,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的“基因”。乡贤治理是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枫桥经验”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乡贤治理的情感场域和价值引领,使得“枫桥经验”中的乡贤治理有别于传统乡贤治理,既实现了党的领导,又体现了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了乡贤治理的独特功能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通过系列制度创新来推进乡贤治理新发展。

论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

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与社会稳定、群众幸福感密切相关。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在产生根源、矛盾类型、跨域属性、演化进程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治理环境的变化给矛盾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有限、多元文化冲击、法治化水平和政策工具不足等短板。因此,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应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角度出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和治理手段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完善。

论府际管理:兴起及其内容

府际管理是以合作主义为基础的政府间关系新模型,是当前行政改革和政府再造的重要产物。政府间关系的管理,经历了以重视制度和结构、相互制约与均衡为特征的“联邦主义”、以科层参与、互动博弈为特征的“府际关系”、以解决争端、协商对话、网络参与为特征的“府际管理”三个阶段。府际管理作为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思维,其主要框架有六方面: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小社区、跨邻里的大都市地区治理结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府际管理的兴起,对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社区应急志愿者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的Nvivo质性研究

我国社区应急志愿者参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映出社区应急志愿服务具有反应迅速、因地制宜、成本较低等优势。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社区应急志愿者在概念界定、参与机制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存在缺失。影响参与社区安全治理的核心因素有七项,按影响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奉献意识”“社会激励”“身份认同”“情感体验”“物资保障”“爱国主义”及“道德意志”;次核心因素有六项,按影响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感恩之心”“乐观积极”“家庭激励”“学习动机”“制度保障”及“管理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社区应急志愿者的日常服务之中,彼此间绝非割裂存在,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交互状态。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带来的挑战,社区应急志愿组织及相关志愿者应把握时机,找准组织及个体定位,实现社区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从而推动社区应急志愿服务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从产品、要素转向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间竞争是当代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本文从时代背景、推动力、国家与区域竞争力评估等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竞争关系产生的必然性 ,总结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形式与特征 ;系统分析制约地方政府竞争优势的“瓶颈”因素 :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有效信息的获得、受“经济人”利益驱使、缺乏创新型“公共企业家”、缺乏“蒂伯特模型”开放环境 ;指出要提升地方政府竞争优势 ,必须“软竞争力”和“硬竞争力”两手抓 ,从产品、要素转向制度环境 ,在利益协调与合作、信息服务、治理改革等三方面实施变革与创新。

论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加强地方政府间合作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也是当前行政科学研究的热点。有关地方治理的理念,由旧地方主义向新地方主义转变。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文献,总结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存在问题的宏观分析框架,认为本位主义下的地方保护、尚未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缺乏相关法律与制度的保障、财政经费分担问题是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主要现存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就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途径与措施,从政治、管理、法制3个层面进行设计与创新,并系统介绍和总结了美国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几种典型管理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选择:制度竞争胜于资源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各不相同,该文把其概括为资源模式和制度模式。在资源竞争模式下,注重对生产要素的争夺和占有、强调对产业竞争力的培养;而在制度竞争模式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腐败",促进地方政府间相互信任。因此,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必须由资源模式向制度模式转变。

国外区域合作协调机构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区域合作协调机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解决科层组织的"行政区"界限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开放性两者之间矛盾的理性结果,又是满足单个行政主体难以应对区域公共事务急剧增加的现实需求。国外常见类型的协调机构有三种类型,其产生缘由与权限各异。通过国内外协调机构比较研究,就其权力来源、功能定位、组织结构、运行规范和多元参与等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论公共决策中的政党因素

政党政治是当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政党是公共决策的重要主体。政党在公共决策中扮演了五种角色和功能,即政策目标的创制者、利益表达和聚合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公共决策的监控者;政党的决策运行机制,如政党的公共决策价值取向、政党的决策能力、政党的决策体制,都对公共政策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中国执政党公共决策体制存在不少弊端,导致了决策主体模糊、摩擦成本增加、决策监督和决策责任的弱化等问题产生;针对我国执政党决策体制现存问题,围绕提升执政力,必须健全相关制度。

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其中的城市居民作为应急响应的主体之一,其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又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面临种种困境而导致该群体的应急治理成效大打折扣。此外,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背后也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过往的研究对此却少有关注。在此基于扎根理论对35名上海市社区应急响应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访谈文本进行梳理与编码。经归纳分析后,得到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应急响应的困境可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其中内部困境可细分为团队困境(包含人手短缺与人员素质不齐)与个体困境(包含家庭负担、工作负荷与负面情绪);而外部困境则反映为政策、制度困境(包含制度僵化、物资匮乏与宣传缺位)与环境困境(包含气候恶劣与群众质疑)。在此基础上,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与环境困境;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而个体困境又作用于团队困境。进一步构建并完善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而有益于学界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长三角经济圈地方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研究:基于政府间关系的分析

有效协调好地方利益冲突是区域经济圈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政府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协调机制,有基于横向政府间关系基础上的行政契约型方案和基于纵向政府间关系基础上的行政约束型方案。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两种类型的协调机制其治理绩效并不理想,亟需发挥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主导利益协调。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演进历程与现实特征

地方政府竞争是世界范围内普通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当代中国府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演进历程也经历了从资源竞争到制度竞争等四个阶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最为重要的制度特征,就是中央政府管制下的地方政府间有限竞争。

论我国地方应急合作的现状及其完善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单个行政主体无法应对和化解跨域性公共危机,跨域合作治理成为必然选择。我国地方应急合作属于全方位、行政主导式的合作模式,其合作创议从"随意"走向"规范",合作过程呈现非完整性特征。在地方应急合作过程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功能单一、制度不健全和结构体系缺失等问题。为此,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互动的新型合作模式,重视府际合作关系中的利益补偿,完善跨域应急协调机构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形成彼此信任关系与合作共治体系。

府际管理的兴起及其内容

政府间关系的管理经历了“联邦主义”、“府际关系”和“府际管理”三个阶段。府际管理的主要框架有六方面: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小社区、跨邻里的大都市地区治理结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府际管理的兴起将打破传统政府管理的区域和层级观念,有助于由传统的较为权威、封闭和狭隘的旧地方主义,转为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新地方主义。府际管理对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长三角“两省一市”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离不开其合适的发展机制。长三角"两省一市"发展模式具有特殊涵义: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特征的上海经济模式;以"温州模式"为特征的浙江民营经济模式;以"苏南模式"到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江苏发展模式。这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给当地经济注入活力,突破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使经济圈内富有效率地分工与合作。

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研究: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思考

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性,在制度经济学中早已论述,然而区域文化融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却是一个新话题。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其途径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文化产业发展、跨地区投资增长、移民和人口流动等方式。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受经济一体化水平程度、地区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文化认同等因素制约。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的途径,可在区域物质文化、区域精神文化和区域制度文化等三个层面上予以制度创新。

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新审视——以社区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事实步入,非传统安全直接威胁到普通民众,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们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些挑战迫使人们重视自我安全、重视基层安全。而社区作为现阶段我国城市的主要单元,对基层安全维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安全社区的建设不仅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通公共安全管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但现实中,我国安全社区建设还存在迅速发展与指导战略有效契合不够,治理结构多元需求与实际一元主导问题突出,社区资源丰富积累与实际利用不足等问题,导致安全社区难以发挥足够作用,严重制约了我国安全社区的建设。由国家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而来的社区治理现代化,为安全社区构建带来了新视角、新机遇,因而借力社区治理现代化,有针对性地在各层面做出变革,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安全社区发展。

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法律对策研究

近年来大规模空气污染与灰霾事件频发,已经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转,危害到公众的生命健康。法律规制是空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治的重要措施,文章从区域空气污染现状与联防联治立法现状角度展开论述,阐述法律规制空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必要性,概括空气污染区域防治的法制现状与缺陷。通过实证研究,在中外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空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治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存在问题之研究

地方政府合作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流和趋势,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战略选择。但是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却阻碍其有效运行,如缺乏合作的利益共享制度,"本位主义"是合作机制的最大障碍;尚未建立制度化的政府合作多层次机构;缺乏完善的合作规则。完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可以从政治层面上打破地方割据状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估机制;在管理层面上创建政府间的长期互动机制与协调机构;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一个共同遵守的合作公约,以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规范化、法制化。

环境类群体事件的利益相关性分析

环境类群体事件的实质,是围绕着环境权益而引发的冲突与抗争。无论是污染型环境群体事件,还是风险型环境群体事件,背后都与利益直接相关。不同主体间环境权益的利益冲突,外显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普通居民生存权间的矛盾,以及企业利益与居民的环境权间的矛盾。基于利益冲突的环境类群体事件,首先表现为利益受损者萌生怨恨心理,社会不满情绪增加,而利益关联是环境类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之基本途径。环境类集体行动的利益诉求手段多样化,从有限抗争到暴力抗争。以公平与补偿为利益核心的环境类群体事件治理,既要在环境公平方面,作好环境知情权、决策参与权以及救济制度等公民环境权益保护的制度安排;又要在环境补偿方面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使得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时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