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与惊奇——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两个重要概念

本文译自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教授的著名论文《感通与惊奇》。在该文中,作者从一个历史细节——沃尔西主教的帽子——切入,很快转向对"新历史主义"与一般所谓"历史主义"的对比分析。通过比较,作者指出"新历史主义"并不赞同"历史决定论",也不赞同仅仅描述客观事实,更不赞同崇拜历史传统,而是"既关注边缘,也关注中心",尤其对悬而未决的矛盾与冲突感兴趣,并主张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复杂的文化网络及其与作者、观者的关联中阐释文学作品。随后作者重点解释了"感通"与"惊奇"这两个概念。所谓"感通",在作者看来"指的是展览品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力量:它超出其形式边界而到达更广阔的世界,激发出观者内心复杂的、富有活力的文化力量";所谓"惊奇","指的是展览品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力量:使观者驻足凝视,传达一种引人好奇的独特感受并激发出一种精神被提升的感觉"。格林布拉特认为,感通与惊奇是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两种性能与力量,只是有的作品偏重于引起惊奇感,有的作品偏重于引起共通感,但实质上二者是高度统一的;当哲学家寻求以确定的知识代替惊奇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应该把持续更新人类的惊奇感与共通感作为自己的职责。

歌德、马克思、易卜生与世界文学的创造

歌德指出每个人都应该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马克思在几十年后重提"世界文学",认为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的进程日益加快。从歌德—马克思的视角来观照易卜生戏剧的世界化,可以发现以下三点特别值得重视:第一,易卜生看似处在一种劣势的边缘地位,但这却促成他开始了世界性的事业,其边缘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一种优势;第二,易卜生的流散经历,在他的事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使易卜生获得了一种看待挪威的更清晰更深远的眼光,也使他的作品进入了世界文学市场;第三,易卜生所构筑的戏剧性的多重世界,融入资产阶级世界文学,使之变得更强大,这也是易卜生取得持续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易卜生创造了世界文学又融入其中,其作品历久弥新,将持续给人带来惊喜。

奥尼尔的“诗人”与易卜生的“野鸭”

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一剧明显带有"易卜生意识"的痕迹,这表明,易卜生可能对奥尼尔剧作法方向上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使得奥尼尔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建构了体裁与结构的新方法。这种"易卜生联系"在奥尼尔的剧作中体现甚丰,比如易卜生的两部剧作《野鸭》和《海达·高布乐》同《诗人的气质》之间的联系,不仅情节相似,主题对应,而且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关联性。

易卜生的《建筑大师》与尼采、康德

此文探讨易卜生晚期名剧《建筑大师》与尼采、康德哲学的深层关联。希尔达作为尼采信徒,艾琳·索尔尼斯作为康德哲学的践行者,分别居于该剧道德哲学观念的两极。作者弗罗德·海兰德教授在对《建筑大师》的细读中,具体阐明了希尔达、索尔尼斯的"良心"观与尼采哲学的关联、艾琳的"责任"概念与康德哲学的关联,进而指出:从该剧结尾可以看出,易卜生"对严格的康德主义与不人道的尼采主义提出了同等严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