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行政法院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人民法院面对行政诉讼困境,不断创新行政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但效果不够理想。很多学者认为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是破解行政诉讼困境的良策,但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并未对设立行政法院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域外行政审判体制不能成为我国设立行政法院的理由,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独立的行政诉讼组织形态仅是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院,不足以借鉴、参考。在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突破并非设立行政法院所能担当。设立行政法院并不是实现行政审判专业化的必由之路,其成本也需要理性考量。

论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

在现代行政法理论体系中,行政相对人主体性地位日益获得重视,一种以重视行政机关与私人意思的表示理论应运而生。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指作为表意人的行政机关或私人将其期望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以一定方式表现于外部,并由行政法对其法律效果予以确认的表示行为。因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的表意人可以为行政机关或私人,故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可分为:专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意思表示;专属于私人作出的意思表示;行政机关或公民均可作出的意思表示。基于法的安定性要求,在行政活动中行政机关或私人一旦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则即可形成一定的拘束力。意思的客观化形式就是表示,因表示与意思不具有全等性,故需确立一套完整的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解释原则。

公法上不当得利研究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上原因。在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与财产法上的衡平原理均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存在的法学基础。公法上不当得利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类,但按请求权分类已成为习惯,可将其分为相对人向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请求、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请求与机关间相互请求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公法规范中均有所体现。

公法上不当得利探微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上原因。在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与财产法上的衡平原理均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存在的法学基础。公法上不当得利按不同地标准可分为多类,但按请求权分类已成为习惯,可将其分为相对人向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请求、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请求与机关间相互请求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公法规范中均有所体现。

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研究

公法上不当得利作为公法之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在受益方与受损方之间成立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之债权债务关系。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通常表现为不当得利之债,其涉及不当得利之债的主体、不当得利之债的标的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范围等内容。然而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的主体与返还请求权的范围是公法上不当得利区别于民法上不当得利在法律效果上的最大差异所在,而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的标的则基本可准用民法上不当得利的相关规范。

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

公布违法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将不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当事人之违法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布,依靠社会的非难来间接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现代工商行政管理任务多样性与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信息资源优势确保行政任务履行的实效性、理性对待公布违法信息行为中的权利冲突可为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提供正当性理由。但工商行政管理领域内涉公布违法信息的法律规范较为简陋,而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似乎显得较为混乱无序,故需将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纳入法律规制之中。

论知识产权与其载体物间的权利冲突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产权与其载体物的分离是普遍现象,知识产权客体与其载体物的非同一性导致了权利归属具有可分离性,而载体物的变动或知识产权的变动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两者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故在实践中知识产权与载体间发生的权利冲突现象属于正常现象。曾备受关注的大型壁画《赤壁之战》著作权与所有权发生冲突一案即具代表性,该案的判决虽饱受争议,但其实质反映了建筑物上著作权与物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德国的判例实践提供了解决冲突可借鉴方案即试图平衡建筑物上著作权人与物权所有人利益。制度协调与权利穷竭是解决知识产权与其载体物上其他权利间的冲突的最佳路径。

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事例研究——行政契约VS私法契约

在公共行政领域,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大量存在。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认识仍存诸多争议,故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运作轨迹值得关注,包括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等。在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中,契约可否作为委托依据、委托事项是否需属于受托机关法定职权内的事项与委托界限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的认识差异,直接影响其法律效果,尤其以契约进行委托的相关问题争议较大。基于实证规范、公共利益与政府责任等方面的考量,行政强制法上的代履行与商业性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等行为间的法律关系应被确定为行政契约。

实践VS理论:《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之路径选择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之建立旨在援助犯罪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保护其合法利益,使其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弘扬法治与公平正义。综观世界法治发达之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立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而我国目前国家层次立法尚付之阙如,但地方尝试立法已如火如荼开展。这些尝试立法为我国国家层次立法提供了宝贵立法经验,而国家层面立法之最佳路径选择无疑应为补偿模式。

立法裁量抑或司法裁量?——兼论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

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待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态度上,通常从孤立的立法裁量或司法裁量这两条路径进行思考。作为承载着为公民提供全面而有效的无漏洞权益保护制度之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无论是在立法裁量还是司法裁量方面,目前在我国都存在严重问题。因此,如何在立法与司法之间进行有效的权衡与取舍值得特别关注,本土资源与比较法的观察同样重要,通过立法裁量赋予司法裁量权则是我国完善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必由之路。

建构中国行政法治大厦之理论“基石”——评《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

在中国的行政法学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之后，特别是在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系统规划了我国依法行政的实施蓝图，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之际，法律出版社于近期出版了杨海坤、章志远合著的《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一书。该书站在中国法治与宪政思想的高度，重新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发展状况，对二十多年来行政法治建设过程中一系列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有益探究，本书在吸收国内外最新行政法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造性地阐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法治论”。这完全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生命力，反映了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尤其是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新水平。

刍议行政诉讼中的管辖恒定原则

阐述了管辖恒定原则,认为它的普遍推行增强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安定性。管辖恒定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诉讼资源,增加了诉讼效益,并可以增加当事人司法信心,提高诉讼积极性。借鉴我国台湾以及日本、德国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在我国未来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确立管辖恒定原则,不仅具有内在法理依据,而且具有现实必要性。

论商业性言论及其保护

商业性言论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范畴,受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与政治性言论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可以对商业性言论采取管制措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Central Hudson Gas&Electric Corp.v.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一案中所发展的四步骤分析法即:受保护的商业性言论须合法且非误导性、管制行为是为维护政府利益、管制措施与政府利益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管制措施不超过必要的限度,值得我国商业性言论保护与管制的司法实践借鉴。

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公安行政管理为例

公布违法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将不遵守行政法律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开,依靠社会的非难来间接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现代公安行政管理任务多样性与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信息资源优势确保行政任务履行的实效性,理性看待公布违法信息行为中之权利冲突,这些可为发生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提供正当性理由。但公安行政管理领域内涉及公布违法信息的法律规范较为简陋,公安部门的相关实践显得较为混乱无序,故需将发生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纳入实体、程序与救济等法律规范之内。

“途中工伤”构成要素的司法判断——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为考察对象

在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件处理中,因对上下班途中、交通路线与交通事故等理解上存在偏差,故"途中工伤"构成要素的司法实践争议较大。形式审查、实质审查与全面审查是"途中工伤"构成要素的司法之维。权利保障、行政自主性、安全和效率的平衡,是建构新的"途中工伤"构成要素的司法认定需考量的三个价值取向。动态化可接受理性的折衷主义审查标准,适合作为我国"途中工伤"构成要素的司法判断的新标准。

论信赖原则在协作医疗领域中的适用

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第三人的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过失责任。在协作医疗领域中,存在信赖原则的适用空间。医疗分工体制的建立与明确的医务人员责任机制、信赖对象具备能够被信赖的现实基础以及不存在动摇信赖的例外事由等是协作医疗领域中信赖原则的适用条件。横向分工中的信赖、纵向分工中的信赖以及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信赖是协作医疗领域中信赖类型化的真实图景。

中国的确认无效判决:实证研究与未来展望

通过对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颁布生效之后确认无效判决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客观地描述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现状,而且可以对近年来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做一个总体的评价。通过实证定量分析,初步结果表明:确认无效判决所涉案件总体数量偏低,原告胜诉率较低;法院层级、审理程序以及省份因素都会影响着确认无效判决的作出;而行政机关类型、行政机关级别以及行政案由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该结果,分析了影响人民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可能因素。鉴于此,积极肯认救济法意义上的确认无效之诉的作用和具体价值的仔细衡量应成为确认无效判决司法适用的未来方向。

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研究

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作为常用的行政执法方式之一,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生态环境执法程序为线索,通过对实务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类型化总结整理,大致可以将生态环境执法中的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分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与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对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后得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是在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可能造成潜在危险的情况下作出,而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针对的是已经造成实质性危害的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根据各自的行为结构,生态环境执法中的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被定性为行政命令,而生态环境执法中的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属于行政处罚。

互联网金融的包容审慎监管研究

包容审慎是我国新经济领域政府监管权行使的重要原则。以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为例,考察表明互联网金融包容发展中广泛存在监管缺位,同时互联网金融审慎监管实践又表现为包容不足,这些极端的监管现状突出体现在互联网金融行业重大监管失序事件频发,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备受广泛质疑。以包容审慎监管来审视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要遵循以科技创新、风险防控、金融特性为着力点的监管思路。在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指引下,科学监管应主要集中于推进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改革,寻求多元监管替代机制,创新事中监管秩序和科学设计惩处机制。

日本行政裁量的裁判治理研究及其启示

判断过程审查方式是在日本行政裁量观念变迁之下产生的,判断过程审查方式立足于"行政裁量等于法律的程序性实体拘束"这一行政裁量观念(发展了的裁量一元论),对行政裁量进行程序性实体审查。在新时期,日本最高裁判所在面对诸多行政裁量实务时,积极运用判断过程审查方式对日本国的行政裁量予以治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国的判断过程审查方式不仅具有严密的论证思维过程,而且对裁量基准与相关考虑的权重等诸多相关问题均有所回答。判断过程审查方式应该为我国行政裁量治理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