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修辞的形成--解读中式签语饼

本文摘选于《中美混合修辞的崛起——兼读中式签语饼》(Reading Chinese Fortune Cookie:The Making of Chinese American Rhetoric,Utah UP,2006)的第一章。此章提出并运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阐述当今全球化中的混合修辞的形成。每当不同的、相互之间充满着权力不平衡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历史的修辞传统在修辞边境互相接触、互相碰撞、互相争夺话语权时,混合修辞就会脱颖而出。本文以中式签语饼为隐喻,以作者个人经历为案例,阐释重点落在中美混合修辞即中国和美国修辞行为的形成上。当中国和美国修辞行为在不同场景下经历各种形式的碰撞后,就会产生新的话语行为和经历,并且这些话语行为和经历不显示统一性或和谐性,它们永远处于一种变动状况,或像文化理论家洪美恩所说的"异中之合"。本文进一步指出,中美混合修辞,源于共存和互相交织,这种过程本身必然嵌入冲突和矛盾,结果是孕育出一种间性修辞人格,形成所谓的"异质性共鸣",从而挑战偏见、颠覆二分法、模糊或溶解界限。像任何其他边界修辞一样,中美混合修辞很可能面临形形色色的潜在危险,包括对它抱有盲目的崇拜、恐惧、不解、误解或沉默不语。然而,在这些潜在危险相遇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崛起一种新的人格、新的知识和新的话语。

比较修辞学再界定的三个维度--本质、事实及事件

21世纪的比较修辞学是什么?比较修辞学者该如何界定这个学科以及如何推进这个学科?比较修辞学者又该如何研究非欧美修辞实践,譬如中国的修辞实践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作出回答,构筑一个可供当下比较修辞研究者为参照的新辞屏(terministic screen)。首先,本文拟简要回顾对比修辞学、跨文化修辞学及文化修辞学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这些学科所提倡的文化转向,进而对这个转向进行反思。其次,本文将比较修辞学界定为一种实践和方法,作者主张比较修辞学研究者不再从本质意义上来谈论事实,转而从效用论意义上来探讨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即效用事实和非效用事实。之所以对事实做出这样的区分,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在跨文化话语实践中,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兹事体大,往往会造成话语事件,效用事实与非效用事实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再次,本文拟对Robert Oliver出版于1971年的著述进行再解读,帮助读者辨认书中诸多独到的见解,以及显而易见的时空局限性。有些见解不同凡响,依然对当下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些观点难以逾越时空的局限,需要加以反思,从中汲取教训。最后,作者拟对比较修辞学的未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修辞论辩与受众的本质--关于论辩中受众问题的理解

真正重视修辞特征的论辩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和凯姆·帕尔曼(Cham Perelman)的论辩理论,它们在思考论辩如何展开以及如何对论辩加以评价时,都极为重视受众的作用。就受众这一论辩的核心概念所涉及问题的广度而言,亚里士多德和帕尔曼关于受众的思考方式都是有所欠缺的。本文拟探讨其中一个问题——受众身份的问题——所要思考的是,这些理论家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受众身份。基于此,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理解受众身份这个问题之于论辩的重要性,以及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关于论辩风格的新思考

在弗朗斯·H.凡·埃默伦看来,论辩的风格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话题选择的维度,是指论辩者就立场、出发点以及论述或其他论述步骤所做的选择;其二,受众要求的维度,是指论辩者对论述步骤加以调适,使之与目标受众或读者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贴近;其三,呈现维度,是指论辩者充分运用一些言语或非言语手段以推进论述步骤。这意味着,相较于语言风格的流行见解,论辩风格的语义显然更为广阔和具体。在论辩话语中,论辩风格这三层意思分别体现于三个论辩手段之中,它们是指分析性概览即所采取的论述步骤,论述套路即论辩者所选择的维护己方立场的论辩路径,以及论辩谋略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要涉及的策略性考虑。为了说明三者在论辩实践中的具体含义,弗朗斯·H.凡·埃默伦讨论了论辩风格三个维度的不同特征,其依据是两个基本理论范畴,即分离式论辩风格和嵌入式论辩风格。二者在论辩话语中有迹可循,所有论辩风格都可以说是此二者衍生而来的变体。

比较修辞学再界定的三个维度

迈人21世纪,比较修辞学学者是时候静下心来思考-些问题了。比较修辞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就比较修辞学这个学科称谓而言,什么是“比较”?什么是“修辞”?对此,学界迄今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比较修辞学要获得成功,要建设性地与各种跨越时空的话语和写作传统展开对话,将其焦点置于这些话语和传统的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