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崛起——兼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三次转换

中共的主导价值观在其成立至今的84年里,经历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或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价值观是在当代世界科技、经济、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两个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演进论纲——兼论当代中国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至今,主导价值观经历了由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转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正在崛起,这是我们党价值观的第二次演进,也是意义最大的一次演进。

"侯官"考

"侯官"是福建历史上的重要县份。侯官的前身为"候官"。两汉之际,候为郡都尉的下属,"候官"指候的官府。两汉,特别是东汉,每每以候主管边郡县,实行半军事统治,有时亦有以其官府"候官"为县城地名。边境县每每地广人稀,境域十分辽阔。关于福建候官产生的时间与范围,有两说:一为王国维说,产生时间大约于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到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的45年之间,范围为现福建全境。二为《三山志》《八闽通志》等方志说,产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最初范围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之地;至三国东吴景帝孙休永安三年(公元260年)设立建安郡,其范围缩小至明代福州、兴化二府;至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析设晋安郡,其范围缩小到等同明代的侯官县,且与闽县、怀安县成为福州州治的三个附郭县。侯官这一地名,在文字上由"候官"演化为"侯官";在读音上正在由[hòu guan]向[hóu guan]转化。

魏晋南朝“门地”述论

在有关魏晋南北朝的史料中,涉及'门地'的记载甚为繁富,历来为研究者所瞩目.本文拟就'门地'这一概念之内涵、外延,并将其来龙去脉、表现形态、社会性质及其与'九品中正制'之品第的关系等方面,试作述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价值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价值在其成立至今的84年里，经历了有阶级斗争为纲一以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一以人为本的转移，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当代世界科技、经济、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两个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关于闽越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文章结合相关的史籍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闽、越、闽越的由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闽越文化的发展从整体上说经历了前闽越文化(萌芽)、闽越文化(形成与发展)、后闽越文化(融合或转型)三大历史时期,其内陆性与海洋性的文化特质贯穿始终,对后世福建文化(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严复研究之检讨与前瞻

严复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之新学是晚清新学的集大成者。严复逝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外学术界对其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类型,无论是属意严复思想的阶段性,即前期激进(先进)、后期保守(后退),还是关注严复思想的一贯性,都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不同社会语境与思维定势,对研究者所注重的内容与评价标准的规约和左右。应该说,这三种研究类型所得出的结论各有其合理性,亦取得了突出成果。然,就以后的研究而言,我们可以预见,上述三个严复研究类型或阶段必将在更高层面得到新的综合,或曰在新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惟其如此,我们对严复的认识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典签、五品吏、七职考论

典签在南朝宋初之前本五品吏,即与中正品五品对应的小吏,正因为其地位微末,故其具体实例在史籍中并不显现。在宋初"五品吏""改为七职"后,典签才应运而生。史籍中所载的第一例典签为《宋书》卷六五《吉翰传》所披露的刘宋太祖文帝元嘉七年(430年)辅国将军府、徐州州府典签。所谓"七职"为两晋南朝公府、军府、州府属吏中的大吏系列,尤以南朝的州府的七种大吏为七职。典签产生伊始便处于府州属吏的大吏系列中,但又始终没有固定于一个明确的品级位置,这表现为:一是其在当时的官制中无考,二是典签的具体例子与其它大吏排列的顺序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故其存在于一个大吏的范围内。延至北齐、隋唐亦出现以"七职"称州大吏的现象。

“比较研究”琐谈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比较”来鉴别事物,作出判断。不仅日常生活如此,在人们的思想活动和科学研究中,“比较”也是一种基本的方法。

史学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继本刊上期刊载“哲学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笔谈之后,史学界的同仁们也跃跃欲试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史学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确认和发挥自身的价值,史学的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务究竟是什么?面临社会和经济的挑战,史学工作者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心态等等,诸多问题都值得一议。本刊刊发这些笔谈,希望能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思考与争鸣,期望史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发挥其真正的价值并得到发展。

“政治历史小说”一词质疑

近十年来,在《红楼梦》研究中“政治历史小说”一词风靡一时。如“《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李希凡:1974年重印的《红楼梦》一书序言);“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孙文光:《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原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艺术性很高的政治历史小说”(陈熙中、故经之、侯忠义:《〈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原载1973年9月22日《北京日报》);等等,不胜枚举。最近,北大中文系编的《中国小说史》

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 ,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演化 ,都有其内在“文本”的原因与外在“解读”的动力。唯物史观之具有大限度的真理性与合理性 ,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 ,即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它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模式彻底贯彻了上述原则 ,且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与架构上的立体性、兼容性与张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唯物史观又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在新的世纪 。

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

本文深入析论了南朝衍生出的且具有新机制的迎主簿等迎新大吏及送故主簿。迎主簿等 ,其机制在于由某些大州长官个人授予地方人士选官资格 ;送故主簿 ,其机制在于地方长官调离时亦借此名义随调其亲信属吏。前者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新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选官资格类型。

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

两汉时,官职以禄秩为等级,从国家正式官员至官府'斗食之吏'均享有国家禄秩;隋唐以降,凡流内品官亦一律享有国家禄秩;但在魏晋南朝官制中,国家正式品官具有'言秩'即享有国家禄秩与'不言秩'即不享有国家禄秩之分别。

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

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国地主阶级发展的阶段界限是十分明确的,即其领导阶层或主体由战国、秦、西汉初的军功地主阶级(主要由中小地主构成)演化为西汉中后期、东汉时的豪强地主阶级,再演化为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而且,其发展的总趋势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即由中小地主阶级向大地主阶级发展,由生气勃勃走向腐朽没落。中国地主阶级发展到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这一阶段,似乎已经病入膏肓,生机殆尽了。作为社会统治核心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本身已转化为高度寄生的'纯食利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