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认定

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认定,常在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游帮助犯罪三类认定方案之间产生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厘清各认定方案之间的关系,而这离不开对上游网络犯罪行为与下游帮助行为的关注。成立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意在对下游帮助行为进行依附性评价,要求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要有意思联络;选择下游帮助犯罪所犯罪名来认定,旨在独立性评价下游帮助行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突破了共犯帮助的范围,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有无意思联络并非是认定的关键,只有下游帮助行为侵害了阻挡层法益的同时对背后层法益至少产生抽象危险的,才能考虑该罪,至于与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发生竞合的,则按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理。基于此,在实务案件中分别去把握下游帮助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意思时,就能实现对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清晰认定。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法益识别与适用方向

无论是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法益识别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还是下游犯罪预备行为所侵犯的法益,都难以应对本罪在行为类型、情节严重、竞合条款上的适用分歧,毕竟这都是由单一法益观决定的。应对分歧的关键在于应由单一法益观转向层次法益观。层次法益观决定了本罪既有阻挡层法益也有背后层法益。其中,阻挡层法益为信息网络利用秩序,背后层法益为下游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二者存在前后置关系。在层次法益观的解释指导下,本罪规定的“违法犯罪”应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作用,不仅在于其能反映阻挡层法益受侵犯的程度,更能在其整体评价下将本罪规定的“违法犯罪”理解为“犯罪”;竞合条款中的“同时”限于一个犯罪行为,竞合条款不是牵连犯、吸收犯的适用依据,也不表明本罪与其他犯罪要么是想象竞合、要么是法条竞合的非此即彼关系,相反二者的关系呈现动态变化性。

数字人民币应用下的货币犯罪与刑法应对

数字人民币应用的普及,会给货币制造类犯罪、货币流通类犯罪的罪名适用带来疑问,毕竟现有货币罪名的解释方案是围绕实物货币(包括实物人民币)构建起来的。相比实物货币,作为数字货币的数字人民币除了有货币属性外,还有数据属性的独有特点。数字人民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对其实施的货币犯罪行为,既会违反货币犯罪的罪名规定,也易构成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在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共存的当前情况下,无论是应对货币制造类犯罪,还是应对货币流通类犯罪,关键在于从解释上完善现有货币罪名的适用;在数字货币取代实物货币的未来趋势下,要有针对货币罪名进行立法应对的前瞻意识。同时,不论是在立法应对前还是应对后,当同一货币犯罪行为又构成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的,则按竞合关系择一重罪的规则处理。

网络金融平台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及其边界——以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切入点

网络金融平台在网络结构社会中处于枢纽地位,汇聚了多样的金融服务内容和海量的金融消费者信息。网络金融平台未履行应尽义务易引发金融消费者信息受侵害和违法犯罪金融信息的泛滥。网络金融平台管理义务规定的不足以及不作为犯刑事责任承担的争议,加剧了信息网络安全受侵害的局面。规制网络金融平台不作为犯罪,应以完善网络金融平台管理义务和厘清其不作为犯刑事责任边界为核心,具体应从法律、行政法规上丰富网络金融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并明确网络金融平台承担不纯正不作为犯和纯正不作为犯刑事责任的适用界限。

新机会理论视角下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洗钱犯罪及其防控

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为洗钱犯罪创造新的环境,表现出利用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及其人员参与洗钱、以及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洗钱开始向境外蔓延的新变化。上述变化与犯罪机会密切关联,应借鉴新机会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犯罪模式理论与日常生活理论来探寻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相关洗钱犯罪的形成机理。针对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相关洗钱犯罪,应在减少新环境中洗钱犯罪机会的前提下,构建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反洗钱义务的法律体系,提高洗钱犯罪主体的犯罪成本与风险,营造安全规范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环境。

移动支付洗钱犯罪及其防控

移动支付是用户使用手机、平板等可移动设备进行资金转移、支付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非金融机构的移动支付业务得到飞速发展,《世界支付报告》（World Payments Report）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消费者每周至少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一次。移动支付带给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为洗钱犯罪创造新的机会。

网络交易平台刷单行为的类型梳理与刑法评价

网络交易平台刷单行为引发社会危害,应依行为类型的不同作出区别性刑法评价。在为营造交易假象自我刷单中,营造高交易量、信誉度属于虚假宣传不构成犯罪,经营者刷单套取虚拟财物应以诈骗罪定罪;在向竞争对手恶意刷单中,以刷单发布诋毁信息给竞争者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成立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对于利用平台审查规则向竞争者刷单使其遭受损失的不能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评价;在成立刷单机构帮助刷单中,成立刷单机构本身不构成犯罪,但违反国家规定创建提供信息网络服务的网站,并借助通讯群组为经营者提供刷单服务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处罚。面对刷单行为法益保护位阶的认定,应从法益保护关照的对象入手;处理刷单行为行刑边界时应围绕数额、情节因素展开。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兜底性规定及其教义学限缩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有“兜底性罪名”的趋向。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兜底性规定既包括兜底性行为内容,也涉及兜底性行为对象。界定该罪的兜底性规定,不能基于存在列举性规定便适用同类解释规则。针对兜底性规定冲击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导致处罚边界扩张的问题,有必要在厘定保护法益、考虑关联因素的条件下确立目的性限缩标准。兜底性行为内容是除列举性行为内容以外的构成要件层面的犯罪,兜底性行为对象仅限于刑法调整范围内除毒品、枪支、淫秽物品以外国家规定禁止或限制制作、销售、持有的物品。

网络直播平台色情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直播平台色情行为不仅突破既有前置性规范的治理边界,也给现有刑事规范的调整带来"不适"。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协调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网络发展与法益保护的关系,发挥刑法审慎介入的谦抑"品性",健全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性规范,理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聚众淫乱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的解释分歧,并确立公然猥亵罪,以规范网络直播平台色情行为的治理。

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以犯罪参与体系为切入

自洗钱入罪后,自洗钱者和他洗钱者都是洗钱罪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区别认定自洗钱者和他洗钱者,还是一体认定,适用单一正犯体系都面临困境;适用二元分离体系虽然在区别认定上也有不足,但在一体认定上却为洗钱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提供了解释方向。二元分离体系以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为核心,在二者区分已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的趋势下,防止实质化导致二者界限的模糊尤为关键。鉴于我国共同犯罪规定的实质化倾向,构成要件的实行情况与构成要件的实现作用有必要分离。其中,前者决定了正犯与共犯的形式区分,后者决定了主犯与从犯的实质划分。以此为认定立场,“协助”“明知”的删除,影响了洗钱罪正犯与共犯范围的同时,依不法、罪责的轻重去判断洗钱参与行为指向金融管理秩序受侵害的因果流程时也影响了主犯与从犯的划分。

论我国网络领域规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以《网络安全法》的演变为视角

信息技术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也引发网络领域法律规范的演变。1994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可视为计算机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起点,但其调整范围的有限性、关键性内容的界定不明"刺激"《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出现。2005年实施的《电子签名法》在数据电文效力、证据力上的突破,推动了电子商务、网络平台经济的发展。2012年《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出台,使得网络治理走向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并重的路径。《网络安全法》不仅是前期应对网络安全问题面临不足的产物,更是对前期网域规范治理的"凝练与升华",但其立法理念、内容、技术的不足,也引发网络环境生态规范化治理的系统性反思。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认定的应然转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规范地侵害法益。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认定的困境,转变认定的观念是关键。规范违反的认定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并非是该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是对违法阻却事由的提示。法益侵害的认定在于行为人是否侵害了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相比其他法益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既有权利存在层,也有利益反映层,处理权限的自主性和生活利益的多元反映性,决定了二者的独立存在性和彼此制约性。基于违法阻却事由的依据限定和类别划分,以及在法益结构的层次考察下认定法益侵害,可以实现对该罪适用范围的清晰划定。

洗钱罪的案例考察与治理路径

洗钱罪作为下游犯罪,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自《刑法修正案(七)》扩大上游犯罪类别以来,规制洗钱罪的力度明显加大,但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仍面临入罪标准模糊、罪名适用争议、刑罚配置失衡以及事实认定不清诸多问题,给既有规制带来冲击。为有效治理洗钱罪,应在完善事实认定和把握犯罪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洗钱罪的法益、强化证明法则的严格作用、厘清明知的认定范围并完善处罚规定。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移动支付洗钱犯罪及其防控

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移动支付洗钱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方式、资金流转、身份识别和账户监控出现新变化。这些与移动互联网的即时性、快捷性,资金转移方式的多样性,数据流动的广泛性、信息分割现象的加剧存在关联。应以网络犯罪场、犯罪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分析移动支付洗钱犯罪的潜在犯罪主体、背景条件和现有治理制度的形成机理,主张弱化洗钱犯罪背景条件,提高犯罪主体的成本与风险,以优化治理效果。

英德比较视角下医疗过失的认定研究

英国、德国作为医疗服务水平较高的国家,就患者接受医疗服务遭受意外损害,构建了一系列的法律救济机制,但在实践中由于两国的法律体系、司法传统、医疗背景的不同,导致对患者具体救济的路径、机会和程度存在差异。在医疗过失认定中,英国倾向于赋予医务人员更大的认定权限,给予医学标准较高的地位;德国则推行较为严格的救济进路,对医学标准持谨慎态度,并确立法院在医疗过失认定中的决定地位。

交通领域腐败犯罪的防控策略探究——基于“法治浙江”经验展开的思考

交通腐败案件频发折射出腐败犯罪防控的紧迫性.要从规范视角破除这一体制性弊害,有必要从犯罪现状出发,揭示既有交通管理体制的弊端及其诱致权力寻租萌发的原因.该领域政治生态失衡与监督机制滞后,进一步固化了“权力-利益”的交互关系.基于此,积极借鉴“法治浙江”建设中的有效经验,明确权力规范运行为核心立场,在把握一般犯罪与腐败犯罪共性与个性特征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犯罪预防、控制和矫治一体化的防控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中国死刑改革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死刑改革的变迁走向,受到国家、民众、法律职业群体、国际立法和实践活动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检视新中国以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发现,死刑改革总体呈现出限制死刑的趋势,但离废除死刑的应然走向还有距离。为了深化死刑改革,应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契合,正式制度内部协调化发展和渐进式死刑改革模式角度确立有效性标准。立足"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在宏观上把握死刑改革的长远方向,在微观上对死刑既有制度作出边际调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APEC成员间反腐合作机制的完善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腐败区域化、国际化趋势明显.我国作为APEC的一员,为贯彻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在国际浪潮下加强反腐合作,同其他成员一道构建亚太反腐新秩序.基于此,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宗旨为目标,弥补《北京反腐败宣言》的不足,提出APEC各成员应在反腐败立法、执法、司法、外交政策等方面形成系统化的合作,加快推进亚太反腐新进程.

法经济学语境下刑讯逼供的生成与运作

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刑讯逼供是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获取口供的理性激励需要而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取肉刑、变相肉刑、精神折磨等方式的行为,具有主体有限理性、主体对口供偏好的稳定依赖性以及刑讯逼供行为多样性与经济性的特点。法律资源稀缺、审讯信息不对称、口供获取成本与收益非均衡、社会供给需求的失衡影响刑讯逼供的生成。司法工作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行为强化了刑讯逼供的动态运作。

制度变迁视角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法治化研究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考察视角,梳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与不足,分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中非正式制度内部失衡、正式制度滞后供给以及路径依赖性不当影响的内在缘由,而后从确保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平衡,正式制度有效供给的方面提出破解思路,以消解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渐进式改革的不足,理清政府、市场、企业运作的边界,进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法治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