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时代标准监管的挑战与规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标准规则的重塑,这对传统标准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主要体现在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俘获等问题,导致人工智能标准监管模式从传统市场监管的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化治理模式转变,表现为从工业化向智能化监管转型、从离散化向整体性监管转型、从粗放化向精准化监管转型。为应对人工智能标准监管的挑战与转型,应当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标准监管的规制方式,提升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程序的回应性,强化人工智能标准监管的参与性,推进人工智能领域标准与专利协同监管,完善人工智能标准监管的国际化机制。

法律与标准协同推进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治理

在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治理场景中,新兴数据要素与算法的结合带来“技术黑箱”下的“规则隔音”问题,传统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威慢陷阱”和多重错位挑战,函须转型。技术标准作为多元主体协商一致形成的技术规则,可以消解信息不对称,弥补反垄断法的不足。建立法律与标准协同推进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治理的工作机制,是数字时代实现常态化、有效性反垄断治理目标的关键步骤。一方面,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标准体系,应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保障标准制定程序的正当性,形成标准实施共治共享的闭环;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法律引用标准机制,在执法中灵活运用标准,强化标准与反垄断激励机制的衔接,更好运用标准进行反垄断合规工作。同时,法律与标准协同机制也需要注意其合理限度,尤其需警惕标准的法律化、法律与标准的边界不清、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

压实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体责任提升市场安全监管现代化水平

特种设备安全是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是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专门印发《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配备、资格和工作内容,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建设,各方的主要责任等内容。本文围绕该规定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和要求,试做初步解读,以便于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守好安全底线,落实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论社会救助的精准实施——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执行机制创新为视角

社会救助的精准实施是公共治理运行方式与脱贫攻坚目标体系的有机结合,强调以主体规范为调整重心,充分结合公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各自行为规范以及责任规范的特殊性,以社会救助相关法规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来保障我国贫困治理的高效、全面和可持续。公民救助权利的精准保障应当从提升贫困认定标准的全面性、对象识别程序的准确性以及救助措施的回应性三个平衡维度着手。国家权力垄断性管理走向行政服务与社会自治共存,社会救助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要求调整政府间救助给付责任关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整体性制约,提升救助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也应当通过适当的法律激励机制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论社会救助法对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全国性公共物品,其主要的供给责任属于我国各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法的公共治理应对国家权力的社会化,对该领域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应当树立的理念是协同合作而非管制竞争。我国现行社会救助法制体系对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呈现"事权与财力倒置"的趋势。这既造成行政权力错位,也给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带来挑战。建立合作型社会救助纵向府际关系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具体职能,建立纵向府际协同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法定程序,这也是社会救助法实现公共治理的必经之路。

论推荐性标准实施的法治理念

我国《标准化法》对"标准化"的定义明确了标准化活动的3个层次: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实施以及标准的监督,体现了标准化作为现代质量治理的重要一环,其所追求的"最佳秩序"开始转向提升实施侧需求的转变趋势。我国推荐性标准外延复杂,实施场景二元化,这就会导致推荐性标准在实施中会产生信息碎片化、动机内在冲突、条块分割化的制度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推荐性标准实施的法治化建设中树立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的理念,通过建立立体化标准实施推广机制、绩效化标准实施评价机制、开放化标准实施参与机制来推进推荐性标准实施的法治化建设,进而提升质量法治的整体效能。

20世纪以来唐代漕运法制史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关于唐代的漕运法制史研究有两个较为集中的时段,一是50年代以前,二是80年代以后。50年代以前的研究源于史学界对运河史的关注和发掘,对漕运史的研究也大多作为运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开始将漕运法制史从运河史研究中独立出来,开始从财政、法律、市场等多方位对其进行解读和剖析。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存在人文关怀不足、法制性研究缺位以及没有国际性视角等问题,这为今后的漕运法制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即价值立场要以人为本,加强主体性分析;研究视角要以法律法制为本,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要树立问题意识,梳理法制变迁的基本脉络。

论预算执行法的能动激励属性——以唐代漕运法吏治经验为视角

唐代漕吏治理有效模式的成功经验在于调动漕运官吏的主观能动性,敦促其以自我激励的方式纠正执行行为的偏差。充分借鉴唐代的漕吏治理经验,创造式建立预算执行法的能动激励机制是国家预算法实施机制对当前预算法参与式变革的最佳呼应,也是新时期政府预算法治责任实现的关键步骤。

数量扩张与方法革新——中国法律史博士论文综述(2000-2014)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法学学科的高速发展,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法律史博士论文的数量扩张即是一个印证。从数量上看,近三百篇的博士论文数量标志着我国中国法律史研究无论从人才储备还是从研究成果上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律史博士论文呈现四个特征,一是研究对象集中在明朝至民国这一历史阶段;二是法律制度史论文占据绝对性优势,部门法制史论文开始呈现自有特征;三是依据特定历史社会条件而产生了大量的专题性研究;四是数量扩张阶段已经结束,当下中国法律史博士论文的发展趋势是对论文品质的更高要求。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律史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即主体性研究不足和边缘性研究缺位。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现象具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价值,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必须不断进行方法论的尝试与创新,才能从特定历史条件下法律现象的特殊性中领悟到其应有的共性与价值。

《老子》人性观略论

《老子》一书在对道的宏观论述之下,一种以道为本的人性观体系自然而成。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在老聃的人性观里,并不是简单地将人性以"善"与"恶"作为界分,而是在对人道的阐发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人性发展理论进路,并以道人合一作为人性发展的应然方向。这种观点深植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形态当中,或许在当下而言会打破一些过度西化而带来的理论藩篱。

社会救助法的程序价值及其法律机制完善——兼论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程序规定之不足

程序作为法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法律实施以及自我完善的关键保证。社会救助法律程序机制的完善不仅有助于产生符合正义、秩序、安全等价值标准的实体结果,更有助于彰显法律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从而限制公权力、弘扬理性。中国现有的社会救助程序立法存在结构性失衡和功能性失衡两大弊端,既难以满足社会救助程序本身所具有的中立性、回应性、人道性以及整合性的价值特征,也难以应对维护社会救助权利的现实渴求。在程序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完善社会救助程序立法,重点在于恢复社会救助法程序应有的价值平衡。

数字经济宏观调控的治理挑战及应对

数字经济是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日益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数字经济宏观调控治理亟须从政府单一管制转向多元共治的新格局。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贯彻我国宏观调控的总体方针,需要树立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发展理念,推动数字经济宏观调控治理从碎片化向协同化转型,从人工化向数字化转型,从粗放化向精准化转型。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宏观调控领域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企合作失灵、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融失衡、公共数据治理公私参与失调等三大主要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对等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机制、生态化数字经济产业调控治理机制、规范化公共数据治理机制,综合运用各类宏观调控制度工具,促进数字经济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优化升级。

风险预防视角下我国集贸市场改造及治理的法治完善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病毒的来源地,目前主要观点指向位于武汉汉口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虽然最近有文章指出,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但病毒在市场发生快速传播后蔓延到市场之外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省会城市、准一线城市和特大城市,武汉市主城区常年保留“原生态”的集贸市场是否适当值得探讨。笔者把反思的切入点指向我国集贸市场改造和治理的法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