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类型的建构:苏州剧作家群研究平议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对明末清初苏州剧作家群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检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无论是群体正名,还是群体标准的确认,艺术共性的揭示,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致力于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以期基于类型化的群体理念,在刻画剧作家群像及其特征的同时,兼识特定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化偏离,从而获得对作家群的全面把握。这样的自觉理念,拓宽了苏州剧作家群研究的视野,对于类似文艺群体问题的研究当具有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启悟。

近代江南庙会演艺与岛滩人文生态

诸般海洋文化符号,经过江南庙会演艺,活化为地方戏成长的人文生态。深入近代岛滩社会不难发现,江南庙会演艺的时空格局、民众对海神戏的偏爱,凸显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弥散着浓重的传统气息,反映了时人应对险恶生计环境时的力不从心;反顾海氛不靖的岛滩世界,既能理解社会历史传统为庙会演艺给出的正当理由,也可以体味到传统戏艺所蜕生的近代性;对岛滩生活流动性的关注,意在揭示民间艺术生活在受众信仰、戏班运行和日常纽带等方面的特殊性,从而说明人文生态的差异性与地方文化特性之间的关系。如此,民间演艺的人文生态考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史价值。

论江南乡村社会的艺术化育——基于近代苏州评弹的社会性考察

充溢着吴地腔韵的苏州评弹深入水乡共同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江南乡民的知识、观念、信仰乃至审美世界,显示了特定时代对特殊群体的化育样态：就化育内容看,评弹化育在近代文化日益光大的时代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性;以化育方式论,评弹艺人凭借独到的技艺,在休闲氛围中陶冶乡民的思想,同时将乡谈、乡闻和乡情等地方元素纳入书路,从而使乡民在感知生活的同时,亦能感知评弹所展现的他者世界及其艺人的思想导向;从化育机制观察,评弹化育通过共同体的舆论互动,经过乡民能动的思想周转,最终内化为其生活意识。在20世纪以降现代民众教育运动中,江南乡村文化的传统性日益凸显,一部分民国知识人开始致力于缩短外部文明大世界与传统乡村小世界之间的距离;乡村说书的近代改良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努力。

民间意识形态的悲剧形塑:以《万民安》为中心

明末清初苏州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以对帝制意识形态的悲剧性解构为学人所重,事实上,其“姊妹篇”《万民安》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悲剧形塑,更值得重视。从近人董康《曲海总目提要》所存剧情可见,《万民安》视市民聚义为伟大史事并加以集中表现,旗帜鲜明地阐发市民阶层利益的合理性;剧作者为葛成这样的小人物极言英雄节义,以表达底层社会之诉求。要之,《万民安》专为一事(市民聚义)一人(市民领袖)而设,其主旨在于倡言万民之义,而非替皇朝官宦辑录清忠义谱,由此形塑了典型的民间意识形态。对《万民安》形塑民间意识形态的方式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戏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万民安》剧作者及其剧作文学史地位的确认提供了一种思路与视角。

近代江南庙会演剧俗例探析

庙会演剧俗例是江南礼俗社会的表征,需在生活与信仰的转换关系中予以理解。承续庙会传统而来的春祈秋报俗例,则显现为民众观剧生活的岁时节律,其以近代江南农事节奏为基础,旨在沟通人神关系。年复一年,面对不菲的庙会演戏费用,江南民众均视为酬神供献,竭力循例捐输,而不论临时款项筹集还是固定经费动用。江南各地庙会演剧往往援照旧例,以适应特定地方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庙会演剧俗例的复杂性及其风俗特质的揭示,凸显了近代江南社会的礼俗生活结构和日常运行机制。

乡村传统戏剧的时代呈现--基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战斗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者,有感于乡土艺术的独特魅力,组建起社会教育工作队,进行"的笃戏"的改造。应和着救亡-民主声气的地方戏改造,并非简单解构传统艺术的美学秩序,更重要的是,通过戏剧演艺方式的改变,构筑与抗战精神相契的乡村社会秩序和文化家园。事实上,"的笃戏"改造突破了某些艺术表现的传统藩篱,在题材选择和表演技艺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足显时代精神的表达方式,为乡村艺术的现代更生进行了富有历史价值的探索,值得重视。

经济—社会史视野里的家庭消费——基于近代江南“留戏饭”案例的研究

盛行于近代江南乡村的“留戏饭”,把家庭生活的福利追求建立在比物质消耗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项特殊的家庭消费。“留戏饭”并非纯粹、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被中外学者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国民性的特点,在近代文明的视野下对它予以评骘。外在的现实品评无法代替对社会历史的寻根究底。返诸“留戏饭”发生的生活情境,在礼尚往来的亲缘世界里抽丝剥茧,可以发现,在纷扰的近代社会中,江南乡村人坚守“如何活着”的自身法则,依循自然而合理的乡村伦理,诠释着“留戏饭”的内在逻辑。对“留戏饭”的考察不仅是对一个日常行事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