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共同体与社会秩序的重构

在传统社会中,家族共同体的稳定构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坚实基础。计划经济时期建构的"队—社"共同体,借助于国家力量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进入社会转型期,原有家族共同体的衰落和"队—社"共同体的逐步解体,使得乡村社会秩序问题日益凸显。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其本质乃是通过重构乡村共同体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我国社会信用发展态势与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整个社会在信用上的同步跟进,其治理迫在眉睫。在社会信用问题治理上,最核心的举措之一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存在于征信体系建设、联动机制建设、政府自身信用建设等方面。鉴于此,可以尝试借鉴整体性治理来破解上述困境,这种破解作用主要通过组建专门的信用主管部门、强化部门和区域之间的联动协作、完善政府自身守信机制设计、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新政治生态下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源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治理中的标杆性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引发政府信用问题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顿。这些交织性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政府自身来看,主要有政府责任与能力的失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对等、政府的利益化、公权力难以约束;从政府外部看,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在新政治生态下,应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培育为基本路径,以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为切入点来促进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

论共同体与社会秩序的内在契合性

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合适的张力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这个前提,需要借助于共同体来实现。共同体对个体的社会联结和社会化,有助于缓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而共同体对社会的组织化功能,则有助于增强社会力量,缓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共同体在"个人—社会—国家"之间所发挥的这种缓冲作用,使得它与社会秩序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我国社会信用问题的生成及治理——基于社会信用生态的视角

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信用治理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市场自我治理论""伦理重建论""政府信用先行论"和"信任重建论"等。上述论点虽然从不同学科视角延展和深化了对社会信用治理问题的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对社会信用问题内在生成机理缺乏整体性和根源性探讨,因此所提出的社会信用治理方案在治理实践中不一定奏效。在社会信用生态视角下对现有的研究加以整合,不仅能在整体和根源上获得对社会信用问题内在生成机理的理论认知,而且亦能为未来社会信用的治理提供实践上的指导。

传统信用的运行基础与现代信用制度的重建

传统社会信用本质是共同体信用或信任网络,这种信用与其赖以运行的基础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这是传统社会未出现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社会转型摧毁了传统信用运行基础并使之失灵,社会行为主体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不能受到有效约束,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通过对现代信用制度运行基础的重建来推进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成为治理当前信用危机的可行路径。

现代共同体视阈中的创新社会管理

共同体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缓冲力量,是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力量。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同作用、促进公众参与,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和根本保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培育现代共同体来实现。现代共同体在促进公众参与、激发成员的主体性和社会的活力、提供社会服务、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等方面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克服现代共同体培育瓶颈、促进其发展壮大,对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治理视阈中行政管理改革制约因素的破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管理改革构成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就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来看,行政管理改革的滞后已经对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构成了牵制,这种滞后主要源于行政管理体系内逐渐积累的五对矛盾的制约。从治理视阈来看,破解这五对矛盾的制约进而将行政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相互协同":一是作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协同,二是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技术、制度与价值理念之间相互协同。

明代社仓的社会功能初探

社仓作为民间的粮食储备方式,其基本功能在于积谷备荒。出现于明中后期的社仓,在推行过程当中,却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相互渗透,发挥着整合社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功能。

共同体信用的原理、运行机制与当代重构

共同体信用是传统社会信用的本质,其运行的机制主要有道德自律机制、连带责任机制、组织吸纳机制和激励惩罚机制。四大机制之间的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捆绑式系统,构成了对传统社会的有效嵌入,支撑着共同体信用的良性运行。在社会转型下,共同体信用的运行机制与现代社会逐渐脱嵌并使之失灵,一定意义上助推了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对共同体信用进行重构使之完成适应当代社会的转型极为必要,这种重构主要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推进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以及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尤其是职业伦理建设的路径实现。

新政治生态下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源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治理中的标杆性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引发政府信用问题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顿。这些交织性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政府自身来看,主要有政府责任与能力的失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对等、政府的利益化、公权力难以约束;从政府外部看,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在新政治生态下,应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培育为基本路径,以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为切入点来促进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

中国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从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两个维度解读

信用作为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的纽带,是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的"超稳定"社会秩序,与传统信用的有效治理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对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从社会基础和治理机制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解读。中国传统信用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稳定的小农经济与封闭的关系网络,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三个治理机制,即声誉机制、连带责任机制和中人参与机制。

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与重构:以民间组织为视角

共同体是西方学者用来分析现代性影响下西方社会变迁的一个学术概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系统梳理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轨迹,并在民间组织视角下探讨了当今中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问题。

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分析——基于“信任网络”的视角

行业自主治理的实质是行业内成员在没有外部强制力约束下达成协调行动,来自行业内部的非正式约束力量是这种协调行动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就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个案而言,行业自主治理所倚赖的非正式约束力量主要依托温州商人的信任网络,嵌入在信任网络中的相互信任、利益捆绑、信息透明和共同理念等四个基本要素通过非正式的声誉机制促成了行业成员间的协调行动。

试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张力及其化解

行政管理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瓶颈。就当前我国社会现实而言,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质是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民众、政府作为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五大关系。对这五大关系之间的张力寻求有效的化解路径,是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的典型研究:以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为例

浙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信用治理实践为检视当代中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行业治理和地方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在行业治理中取得成功却在地方信用治理上陷入困境。从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中治理绩效的反差为参照来探讨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实现机制与制约瓶颈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

温州政社协同治理行业失信的内在机理

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温州有过影响极为恶劣的行业失信问题。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协同下,这一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其内在机理在于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民间商会和民营企业在多重嵌入基础上形成紧密抱团的"地方共同体",以"地方共同体"为依托多元主体基于利益捆绑、相互信任和优势互补等形成有效合作。我国诸多领域行业治理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温州行业治理的成功实践对于行业治理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

民间组织视野中的创新社会管理

如何在社会管理中体现并发挥"社会"维度的作用,构成了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要义。鉴于我国文化传统以及自上而下改革的国情,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是增强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