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主义与政治思想史研究——以斯金纳的霍布斯研究为例

斯金纳所提出的“语境主义”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颖的思想史世界。但是,这种方法论使许多思想史的哲学解读完全沦为了非法解释。关键在于,斯金纳的思想史写作与他的方法论之间有诸多矛盾之处。从根本上,斯金纳无法在他的思想史写作中贯彻他的方法论。具体而言,斯金纳的霍布斯研究展现了历史方法与哲学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历史方法与哲学文本的复杂关系中,可以建立思想史写作的新视角。

群众性管乐与校园文化互动发展的战略研究

如果群众性管乐活动脱离教育体系，脱离学校这个大平台，显然是很难发展长远的。因为音乐素质较高，具有素质教育基础的学习管乐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如果仅依靠某几个职业团体或者脱离学校的非职业性团体，也从形式上、性质上制约着群众性管乐的发展。所以群众性管乐与校园文化的互动发展成为必然。然而，而就重庆这个城市为单位，其群众性管乐与校园文化的互动发展是不足的。本章旨在建构其未来发展的模型，并试图论述其可行性。

“自尊”概念的疑难——卢梭思想的新道德主义解释之批评

登特对卢梭的“自尊”概念的创造性解释在当代卢梭研究中的影响相当广泛。“自尊”本来是卢梭用以描述腐败社会中人的道德心理特征的核心概念,登特通过康德道德哲学的相关概念将卢梭笔下的“自尊”转变为一个社会交往中的互惠原则。登特的解释虽有可取之处,但仍误解了康德对卢梭的阅读。一方面,康德继承了卢梭对人的道德基础的重新发现,即道德基础只能在人的社会性特征之外找寻。另一方面,康德认为没有社会化或文明化的自尊,人只会停留在自然的粗野之中,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在禀赋。这一论断与卢梭思想有相当距离。从登特的新道德主义解释出发,可以进一步澄清康德与卢梭的道德哲学关联。

群众性管乐与校园文化互动发展的调查分析与突出问题研究

本文以对江北区某中学与南岸区某小学的调查与访谈为基础,旨在揭示群众性管乐与校园文化互动发展的进行过程中的普遍矛盾与突出问题。重庆的群众性管乐活动与校园文化互动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比起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更不比西方的管乐强国。而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管乐团的演奏水平上,更体现在乐团团员、乐团管理者、文化工作者的艺术素养与眼界上。所以这不仅仅是讨论管乐团演奏或管理上的技术差异,也要从深层的文化结构上略作剖析,希望从问题中寻到构建重庆群众性管乐与校园文化互动发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