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四象》选评《诗经》原委及文学价值

曾国藩《古文四象》是明清选评《诗经》作品较多的最有特色的古文选本。其选定《诗经》作品八十篇,分为八类十种,并为八类十种确立了名目。曾国藩日记与家书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古文四象》及其中《诗经》作品的编选过程。吴汝纶《诗经点勘》完整记录了曾国藩选录《诗经》作品具体篇目、分类名目和圈识评点情况,为曾国藩《古文四象》选录《诗经》八十篇提供了除今天几个《古文四象》传本之外的又一重要的印证资料。《古文四象》选评《诗经》作品具有独到的文学价值。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非常独特:几乎每章皆引《诗经》语句作为主题句,并围绕所引《诗》句中的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佳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考索揭示这种编排体例,对正确认识此书的释《诗》性质,追寻其卷次增改的踪迹,很有意义。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朱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科研论文著作权登记与预印本发布一体化探讨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依托信息网络科学设计数字化、无纸化、自动化大数据著作权登记平台,通过政策支持与激励措施,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研论文著作权自愿登记,实现科研论文著作权登记与预印本发布一体化,不仅有利于科研论文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使大量科研论文原稿可以通过著作权登记审核及时向社会发布,并进入学术交流和科技创新的进程之中,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学术创新发挥应有作用。

论学术期刊出版中的学术规范机制

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出版的重要准则。在学术期刊出版中 ,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机制 ,对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 。

从《仪礼》“无算乐”看《诗经》作品的娱情功能

<仪礼>中的'无算乐'是正式宴饮礼仪之后,伴随主客开怀畅饮,按其所好,不拘正规礼乐次序而演奏歌唱的诗乐.无算乐所歌多<诗三百>中的国风篇章,其主要功能是侑酒娱情.<仪礼>'无算乐'的记载及其相关阐释所揭示的<诗经>作品的娱情功能,为我们了解<诗经>风诗作品在春秋时代大量采集入乐和郑卫之诗乐流行的真相,洞察经学阐释偏于政治教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作家姓名著录辨正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作家姓名著录存在本为一人误为两人、人名用字错误、同姓名的两位作家未加区分、同一作者分卷著录、因文献依据错乱而致误等疏失,现从十二个案进行考辨。在订正疏误的同时,也为考察桐城文学渊源和撰述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

安庆府志修纂考论

安庆府志的修纂历史可追溯到隋唐,有文献记载的安庆府志始于宋代。自宋至清,安庆府志修纂至少在十五次以上,修成府志十五种以上,今存府志共七部。考索安庆府志的修纂次数和存佚情况,对于准确把握安庆方志修纂历史,更好地发掘和利用蕴藏其间的地域文化资源,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古文辞类纂》评选辞赋发微

姚鼐《古文辞类纂》对辞赋文体的认定与选录,“一以《汉略》为法”,并非盲目的尊古复古,而是辞赋辨体观念一种螺旋式的复归与提升;在认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关赋体界定的同时,又力图概括出散体文赋的体裁特征,为赋体界定寻找内在依据。姚鼐评选辞赋中所体现出的辞赋观念,为现代的辞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在古文选本中将辞赋作为重要的一体进行选录,也可成为我们全面认识姚鼐古文理论的一个独特视角。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古文辞类纂》圈点系统初探

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圈点系统是由篇目标圈、正文圈点和文字评论三个层面构成;三个层面既各自发挥其文学评论功能,又按比例实行评文篇章的总量控制,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疏密有致、交叉重叠、相互照应、灵活多变的立体的艺术评论网络。姚鼐《古文辞类纂》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巧的评论网络构建和彰显其古文理论的审美维度。

文学独立自觉的理论风标——汉代辞赋品评透视

汉代的辞赋品评，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作家个体美文创作的文学评论。虽然政教价值观仍合理地得以延续，但它主宰文学批评的局面巳被打破，审美愉悦价值正式得到承认；赋家品评定位中的唯美倾向和辞宗赋首的推出，搁置了政教批评坚守的原道、宗经、征圣的旧准则，确立了文学自身新的审美范型和新的传统；对创作主体的情感、个性、才情以及审美把握世界的心灵妙奥的关注。是文学观念向着文学本体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所有这些理论景观，都标志着文学的独立自觉。并昭示着魏晋六朝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

《汉书·艺文志》“赋”分三种新探

《汉书·艺文志》著录赋家作品,总分为“赋”与“杂赋”两类,其中“赋”类又分三种,即屈原之属、陆贾之属和荀卿之属。此三种之分,前人很少谈及,直至清末民初,章炳麟、刘师培始作明确论说,甚为学界推重。其实章、刘之说并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也有悖历史事实。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义例及有关赋作著录本身的悉心考察,结合汉代赋体创作的众多史料,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汉书·艺文志》“赋”类三种是按品分类编次的,屈原之属为上品,陆贾之属为中品。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桐城著名的文献学家萧穆承担的。付印之前,又经吴汝纶历时半年的审核;付印出版之后,李承渊又作了进一步校勘刓版,最终成为精善之本。由于李本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是萧穆以李承渊的身份代作而成,掩盖了萧穆的校勘功绩。吴汝纶出于对吴昌期刻本的偏好,而说萧穆"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又抹杀了萧穆的校雠之功。萧穆在校勘中标明句读,使李本《古文辞类纂》成为较早句读分明的文学总集,在近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书籍印刷史上开风气之先。

《古文辞类纂》重视辞赋选录的理论指归

姚鼐《古文辞类纂》打破辞赋与古文对立并举的传统观念,明确将辞赋作为古文的一个类别大量选录;其圈定的最优作品,辞赋最多。在古文选本中如此重视辞赋选录,意在强化古文的辞章之美,完善其古文内部审美图式的理论构建,提升古文的审美层次,重建桐城派古文的新文统,使桐城派古文理论在审美的维度上获得了新的飞跃。

东晋谢氏品《诗》论

东晋谢安叔侄在欢聚游乐之际,品鉴《毛诗》佳句,以表玄心、洞见、妙赏与深情,这是魏晋风流带给《诗经》阐释的一道亮丽风景,吸引着大批文人学士去探寻《诗经》佳句乃至佳章、佳篇以及深藏其中的艺术奥秘,推动了《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

胡缵宗《安庆府志》卷数理惑

明代胡缵宗纂修的《安庆府志》,在地方志修纂史上享有盛誉,然其卷数,各家说法不一。胡缵宗自称其志十七卷与余珊称胡志十六卷,主要是以按类分卷、以卷统篇的体制来统计卷数的,只有"记"类例外,篇卷合一,一卷一篇。而嘉靖刻印本计为三十一卷,是以按篇计卷、总篇次与卷次合一的体制计卷的。两种计卷体制之间具有对应关系。至于十六卷与十七的差异又是由于对胡氏《自序》是否算作府志正文而产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三十卷和当今学者提出的二十四卷新说,皆难以成立。

论世纪之交中国创新观念的兴盛轨迹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倡导科技创新为先导的创新观念，是我国创新观念兴盛的重要标志和直接推动力量；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新概念的引入与研究，使创新观念进一步深化；学术领域创新意识的高涨，将大大推动学术思想的创新；科技创新政策的颁布实施和各类创新工程的启动，使创新观念辐射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国的创新观念就是这样从政治上的倡导到学术理论的探讨再到具体政策的实施，自上而下，迅速推进，蔚然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时代的主旋律。

《国风》《小雅》的并列标举及其文学阐释意义

《荀子.大略篇》和刘安《离骚传》撇开诗乐之隆的《大雅》《周颂,》而独将《国风》《小雅》并列标举,正面肯定其中的“好色”与“怨”等带有强烈个体感性色彩的本能情感和社会情感,把《诗经》带入了情感艺术的评论视野,突出和张扬其文学性的情感审美特征,在《诗经》文学阐释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