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红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性划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已历时七年。不仅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对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及其政策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常态＂一词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即是上述种种深刻变化的标志所在。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新常态＂站在从2014年迈向2015年的关节点上审视当前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可以发现,尽管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危机和反危机的反复较量，经济的复苏势头仍然弱于预期，主要经济体运行正在经历着新一轮较大的波动。

金融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提出高技术产业发展是金融结构优化促进绿色发展的前提的假说,根据不同的融资工具,从股权融资相对银行信贷比重、债券融资相对银行信贷比重、直接融资占比三个层面考察金融结构优化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使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债券融资比重和直接融资占比对促进GTFP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考虑产业结构差异后,发现股权融资比重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其对GTFP的积极作用只有当高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门槛后才会凸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达到产业结构门槛的过程中,四大区域呈现东部领先、东北次之、中部与西部落后的时空格局。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和直接融资占比在东部与东北地区的效应明显超过中部与西部地区。此外,进入“十三五”时期后,股权融资比重的作用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迫切要求继续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我国民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就业与创业创新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合运用宏观政策工具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

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控制未来全球气温升高和衍生的气候风险,各国支持绿色发展、加强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的宏观政策工具呈现多样化趋势。我国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任务艰巨;跨地区、多部门协调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能力不高;全国碳市场交易总体还不够活跃;棕色资产界定标准不明确,转型金融滞后于绿色金融;货币政策审慎管理与气候风险管理不匹配。为综合运用宏观政策工具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我国应完善财政政策对气候转型的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应继续深化绿色金融发展,构建转型金融框架体系,强化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信息披露,不断丰富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货币审慎工具,提高国内多部门协调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强气候风险审慎管理的国际合作。

加力提效扩大内需 持续增强内生动力——2023年年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呈现恢复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厚积薄发,但经济恢复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仍待增强,内需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应把握扩大内需和提振信心两大关键,将宏观调控和深化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形成推动经济内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宏观调控方面,建议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着力点,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增强经济持续好转的内生动力。体制改革方面,建议推出关键改革举措,引导微观市场主体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传统的消费理论存在缺陷 ,而西方现代消费理论却更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生活的实际。本文首先回顾了这些消费理论 ;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居民在 2 0世纪 90年代的消费行为 ,揭示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增强是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后 ,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金融学研究进展--基于2011-2016年经济类重要学术杂志的统计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货币金融学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上与时俱进,为把握新常态提供了金融学理论支撑。以2011—2016年为研究时间段,选取了13本在经济学和金融学影响力比较大的中文学术期刊,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货币金融学相关论文的研究动态进行统计分析,并介绍了在货币政策、金融发展、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金融监管等传统金融领域和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行为金融等新兴领域取得的进展。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适应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提出了中国货币金融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中高速增长的区间、条件和政策选择

美欧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表明,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增长速度下移是自然现象,经济结构调整是适应经济增速下移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也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现象。中国当前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优于中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对应指标。中国有条件、有潜力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勿需过分担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经济增速换档期,伴随着经济增速下移产生了一些问题,因而中国需要平衡"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关系。中国应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防范经济增速过于快速下滑的风险。

畅通经济循环,有效扩大内需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冲击,我国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和需求循环不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突出。二季度疫情全球蔓延加大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恶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此,我们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内部经济循环,以应对国际疫情的长期影响。

当前增加有效投资的重点是补短板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7316亿元,同比增长6.0%,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1.4%,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影响,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比上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因货物贸易的顺差大幅收窄,而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影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下降11.0个百分点。2018年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0.43%,1-7月累计同比降至5.5%。

继续落实积极财政“减收增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上半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典型特征是'减收增支',通过落实减税降费、聚力增效的要求,财政减收增支,扩大地方债券发行,有力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化解潜在风险,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等收入端的财政政策具有较长时滞,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

不应把“稳投资”与“放水”相提并论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及时推出了一系列“稳投资”政策,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从“稳投资”政策已有的政策效果看,没有见到“洪水猛兽”。当前,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还需要继续实行“稳投资”政策。并且从“稳投资”的政策效果、政策目标、政策举措等各个方面观察,都不应把“稳投资”与“放水”“刺激经济”相提并论,“放水”论毫无事实根据。

从顶层设计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思路

一些地方政府，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在带来投资增长过快、投资一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的缺位。

从容应对经济下行

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老常态”难以为继，但我们期待的“目标新常态”还任重道远。

下半年应持续扩大有效需求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供给侧生产数据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但需求侧部分指标下降,需求侧与供给侧数据不匹配,经济预期分歧加大。

Scaledt分布、杠杆效应和上证综指的VaR风险

与正态分布相比,上证指数收益率的经验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特征,但用Scaledt-分布比正态分布可以更好地拟合上证指数收益率的经验分布。本文以Scaledt-分布假设下的GJR模型为基础,测量了上证指数收益率波动性的杠杆效应,即信息对波动性的不对称影响;并根据GJR模型应用MonteCarlo模拟方法,测定上证指数日收益率和持有期收益率的风险价值(VaR)。根据GJR模型提供的结果,上证指数30天、60天和90天持有期收益率的风险值分别为12.1%、17.8%、22.0%。用GJR模型比均值-方差模型和历史模拟方法计算的5%显著性水平VaR值更接近实际收益率。

有效应对外部变化继续促进经济恢复——2022年秋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挫,全球通胀居高不下。国际格局持续演变,内顾倾向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分化。美联储快节奏、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汇率走强,多数非美货币大幅贬值,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加剧。随着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和19项接续政策出台实施,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呈持续恢复状态,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于2022年第二季度。然而,“三重压力”仍然存在,尤其是预期转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仍然不足,经济恢复势头不够稳定、不够强劲,实际经济增速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水平,产出缺口较大。当前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私人部门消费投资疲弱,内需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就业扩容提质难度较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调整,薄弱环节亟须巩固加强;房地产市场延续低迷,持续拖累经济大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新一轮“急跌”,美元“高利率+强汇率”或引发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金融稳定形成冲击。面对外需收缩幅度可能进一步增大的局面,要及时做好政策接续,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具体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稳定政策预期,着力扩大国内有效投资消费需求;激发实体经济活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恢复正常运行;主动应对地方财政压力,深化央地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技术进步:影响机制及其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行业的中间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通过技术外溢显著提高了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中间品进口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发挥出来,进口来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要明显大于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带来的影响,相比于进口加工品和初级品的中间品,进口零配件中间品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要更为突出。此外,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企业选择研发决策以及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且研发投入效应要大于研发选择效应,也就是说,中间品进口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已有研发企业增加了研发力度。研究表明,中国要坚持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自主创新研发战略,对于促进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多策并举应对三重压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2022年以来,疫情持续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复苏减速降档,滞胀程度加深。俄乌冲突与美欧对俄制裁,对全球经济、金融、能源、粮食安全产生广泛影响。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产生广泛负面溢出效应。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恢复过程,新外生因素压低增长预期;就业整体呈弱修复态势,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持续;物价分化走势有所收敛,输入性通胀压力趋增;外贸外资合作维持稳定,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长再超预期;财政收支继续恢复,地方财政收入分化明显;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依然偏弱,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如下问题:俄乌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产生多种外溢效应;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我国形成政策掣肘;输入性通胀冲击加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较大挑战;国内多地疫情反弹,对内需特别是消费压制明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民生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任务艰巨;房地产市场风险仍在暴露,金融市场震荡加大;预期转弱压力持续,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展望全年,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背景下,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都面临较大压力。建议以我为主实施宏观政策,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积极主动应对输入性通胀,巩固保供稳价政策成果;科学精准高效处置突发疫情,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围绕扩就业保民生落实宏观政策,更加突出精准有效;稳妥处置房企风险,防范金融市场震荡;加快扭转预期冲击,切实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