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比较研究

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证明中收集、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说是古今不同,中外有别。自我国刑诉法和民诉法颁布施行之后,尽管在其条文中已作出了各具特点的原则性规定,但在诉讼法学界对此则认识分歧,见解不一。去年10月我国行政诉讼法已开始施行,其中规定的举证责任更具有其特殊性,这就更增加了对举证责任问题在认识上和运用上的复杂性。从现代诉讼结构上看,凡诉讼都离不开法院和诉讼双方等三个方面。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与举证责任的关系,对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诉讼证明中的举证责任问题,进行一些概要的比较和粗浅的分析。

秘密取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所谓秘密取证,是指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采取秘密的方式收集刑事证据,做到正确及时地揭露、证实犯罪和保障无辜的一种活动.取证到底应该公开进行还是秘密进行,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为此,笔者也想从刑事证据理论上谈一点看法. 秘密取证的合理性刑事证据理论来源于司法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法律对取证到底能否秘密进行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以司法实践来检验.从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秘密取证是符合刑事证据理论要求的,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秘密取证有利于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因为任何证据材料都可能有真有假,或者真真假假.而各种刑事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它本身不可能自己证明自己。

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是一个比较重要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法学界对此意见分歧,认识不一。但概括起来,基本上有两种主张。 一种主张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具有两种形式,即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人们把它称为“两分法”。持“两分法”的同志,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繁荣诉讼法学——1989年“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纪要

1989年“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于10月24日至26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全国各地的70位诉讼法学者和司法实际部门工作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数十篇。这次会议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主题,结合对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修改和如何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诉讼法学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十年来在繁荣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法学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成果也较显著,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对诉讼法学领域里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也交换了各自的看法。现将关于修改和完善民诉法、刑诉法的意见分述如下:

论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罪犯——对《刑法》补充修改的认识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我国当前经济领域中所出现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犯罪情况,对《刑法》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决定》发布后,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少数罪犯四面楚歌,胆颤心惊。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人说:“《刑法》

中外交流 取长补短——国际诉讼法发展趋势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法学会和国际诉讼法协会联合举办的“诉讼法发展趋势研讨会”于1988年8月31日在北京召开。司法部部长蔡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江平、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朱剑明和副会长余叔通,以及比利时、丹麦和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出席了开幕式。

诉讼法学中几个有争论的理论问题——1987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讨论概述

1987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于9月下旬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司法干部、专家、教授和青年法学工作者共120余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们各抒己见,发言踊跃,争论热烈,讨论了诉讼法学领域中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由于内容涉及的方面较多,只能择要介绍其中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一、关于检察机关如何参与民事诉讼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家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在客观上是必需的,在主观上是可行的。但对检察机关如何参与民事诉讼,则有不同的认识。

刑事证据理论中几个有争论的问题

1987年3月21日至25日,由《民主与法制》社、江苏省法学会、广州市法学会联合发起和举办的“刑事证据讨论会”在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既有来自有关省市的公、检、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办案人员,又有法学会领导、律师和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专家、教授,共80多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现就会上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简介如下。

刑事补偿制度构想

这里所说的刑事补偿法律制度,是指由于执法人员在工作中的种种失误,造成错误拘捕、错误裁判,从而给无辜公民带来物质损失,该公民有权要求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建立这种法律制度,对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经济上的合法权益,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提高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以及增强办案人员的工作责任心等。

我国刑法三次补充和修改简介

我国刑法是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通过、七月六日公布的,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刑法的公布施行,从刑事立法上有力地发挥了打击敌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作用,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对刑法中与之不相适应的某些规定,先后作了三次重大的补充和修改。现简介如下:

刑事鉴定中的几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者可以凭借对指纹、毛发、子弹弹头或其它蛛丝马迹的鉴定结论来揭露、证实犯罪,或者排除嫌疑,保障无辜。鉴定结论是我国的一种法定的刑事证据,它对保证顺利完成刑事诉讼任务,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这种证据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论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和判断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是司法实践中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刑事证据。由于犯罪分子侵犯的客体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就决定了罪犯的所作所为无不处在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广大群众的包围之中。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因此,办案人员及时收集这些“知情者”的陈述,这对揭露、证实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证人证言毕竟是人的一种主观意识的表达,其正确性往往会受到主观或客观条件的影响。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也称证明责任。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就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搜集和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此罪还是彼罪、罪重还是罪轻的义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古今不同,中外有别,不论从刑事证据理论或者从司法实践来看,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同案被告人可否互为证人？

同案被告人是否可以互为证人，这是当前刑事证据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在认识上有分歧的一个问题。今年年初在讨论本市某区司法部门所提出的一个轮奸案时，就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案例的主要情节是：被告人青年某甲，因犯盗窃自行车案被捕，在预审过程中，不仅交代了窃车的犯罪事实，而且还供称：在某天下班后的傍晚，他曾与另外三个青年乙、丙、丁，以及由丁勾引来的一个女青年共五人一起在某垃圾码头的一间偏僻休息室里吹牛，甲、乙、丙、丁四人趁在闲聊戏耍之际，一拥而上，拉的拉拖的拖，将女青年强行按倒进行轮奸。

谈谈刑事证据的充分性与齐全性

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发生了一起并不复杂的盗窃案件,经侦查人员侦查,收集到的刑事证据有:1.被告人某甲供认于某日中午在25路电车上窃得小包一只,随即下车走进某公共厕所,取出1000元人民币后将空包丢弃在厕所中。后来,用该款与其女友某乙到某商店购买了两套高档衣服,用去800元。剩下的余款,就与其“小兄弟”某丙等吃喝化用一尽。(口供)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小议

举证责任,也称证明责任.指的是在诉讼过程中,收集、提出证据的义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举证责任是诉讼证据理论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今不同,中外有别,民刑各异.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已经公布,应该依法办事,因此。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刍议

一、改革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必要性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基本的诉讼权利,被告人不仅自己可以进行辩护,而且可以委托律师帮助他辩护。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性的体现,也是防止冤错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实践中律师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原因之一是律师辩护制度的规定还存在弊端。

论改革免予起诉制度

免诉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新的条件下产生种种弊端作者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和建议

律师在起诉阶段参加辩护为宜

读了《法学》1985年第二期由杜建仁同志写的《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可委托律师辩护的建议》一文后,联系司法实践,笔者对此也谈一点看法。辩护权是刑事彼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性的体现,也是防止冤错的重要保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证人资格问题浅析

什么是证人资格?所谓证人资格也称证人范围,是指哪些人可以和应该作为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古今不同,中外有别,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也不尽一致,因此,对此浅析一番,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