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商融合”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路径新探索

“法商融合”是对法学本科人才培养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它回应了新文科,特别是新法科建设的要求,反映了法科与商科的学科特点与联系,满足了社会对复合型与应用型法科人才的要求。但是,在既往的“法商融合”人才培养实践中存在明显的“两张皮”现象,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的简单增减难以谓之“融合”,师资力量的分散教学难以实现“融合”,培养效果难以体现“融合”。因此,要从课程设置、师资团队以及效果评价三个方面探索基于“法商融合”的法科人才培养新路径,以实现真正的“法商融合”。

行政处罚中自动化方式适用的程序控制构建

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1条借鉴了既有规范的经验与核心内容,从更广的领域与范围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在行政处罚中的规范适用作出了规定与发展。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运用的诸多智能化设备的典型代表,这些智能化设备可以称之为自动化方式,它是基于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而发展起来的,是技术渗透与影响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自动化方式的引入使得行政处罚的效率价值得到增强,行政处罚的精准程度得到提升,行政处罚的公平性得到凸显。但是,自动化方式的引入亦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自动化方式出现错误难以被发现与纠正、自动化方式采集的证据难以进行直接审查、自动化方式运行对程序正当要求形成挑战。由此,需要基于正当程序的理念,设置并完善相应的环节以约束行政处罚中自动化方式的运行。这些环节包括:确定自动化设备技术标准的起草主体和相对人参与采购自动设备的环节,以及强化行政机关在自动化方式争议中的说明理由义务。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识别标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四领域”和“两类型”的方式共同确定了纳入行政公益诉讼保护的公益范围,这样的确定方式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为当前社会急需保护的公共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它也使得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益范围狭窄,在实质上与“公益诉讼”的名称相背离,并且会进一步引发救济范围限缩、实践依据不牢、预期目标落空和公益领域重叠等问题。因此,需要抛弃现有的确定方式,采用公益标准判断作为识别公共利益的法定方式,这些标准包括国家标准、主体标准、质量标准和公平标准。

论权力清单的构造及完善——基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实践

"权力清单"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我国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实践,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基于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权力清单制度。权力清单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功能和对行政相对人的引导功能,这是权力清单功能的一体两面。而权力清单不仅仅在内容上,更应当在构造上紧扣这两个功能的实现,从目前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实践来看,在实现上述两大功能上仍存在着差距与不足:"责任清单"的设置方式尚不明确、缺失权力清单的必备要素、权力清单的针对性和创造性不足、既有成果没有得到建制化、权力清单体现政府职权厘清的成果不力。要通过明确"责任清单"的设置方式、补齐权力清单的必备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规范权力清单的构造、完整体现政府职权厘清成果等途径来进一步完善权力清单的构造,以充分实现权力清单的功能,满足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

论社会组织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

进一步拓宽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来源既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案件来进一步检验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要求,也是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要求。在拓宽的具体方法上,一是对检察机关“履职”作扩大解释。在不突破这一范畴的情况下,寻求更多的案件来源,唯有对“履行职责”的外延作扩大解释。二是通过引入新的启动主体来拓展案件来源。

对我国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思考——从行政权发展民主化趋势的角度分析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行政权发展民主化趋势的具体表现,公众参与可以使行政决策的过程更加民主,程序更加合理,效果更加突出。但是,目前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方面。本文立足于对行政权发展民主化趋势的分析,对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提出了若干完善意见。

基于合作治理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了“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新要求。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融合的产物:建设数字政府是为了实现行政权的数字化转型,各类信息技术与数字方式在行政权的适用从提升行政执法的公正、效率与精准度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法治政府的建设,而行政法治也需要根据数字化转型对行政权的影响而作出必要的调适。合作治理适用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表现为服务观念的植入、数据开放共享的实现、治理效率导向的凸显以及个性彰显的促进等。为此,基于合作治理,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应当将明确政府的合作职责、保持开放的合作状态、改进行政监管的方式以及调适行政法治的运行作为具体展开的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