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学”到“欧洲民族学”:研究对象与理论视角的转换——德国民俗学家沃尔夫冈·卡舒巴教授访谈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民俗学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巨大的变化,学科名称也因不同学术单位的不同取向而出现了多种不同表述,柏林洪堡大学的欧洲民族学研究所就是在这种变化潮流中转换而成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从"民俗学"到"欧洲民族学",除了名称上的改变之外,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也从村落转向了城市,从历史转向了当下,从均质化、固定化的文化观转向了多样性、变化性的文化观,尤其强调要结合当前全球化与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探究传统力量如何在新的语境中发挥作用。对于传统民俗学而言,自觉参照这种转向进行学科调整,既重视历史,又关注当下,必然会在传统的民俗研究与当代民族学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进一步促使民俗学成为有关人类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一门重要学科,因为,作为关于他者生活之想象的科学工具,它能够告诉人们不要仅用一种视角、一个观点来看待问题。

“他者的”遗产:城市文化、市民社会与城市展望

随着大量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的"城市化浪潮"日益加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已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所有社会中文化景观的核心问题,这使得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社会的关注,成了民俗学、民族学者在以往有关传统村落社会的研究之外,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本文主要以对欧洲城市的观察为基础,梳理了现代化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社会与城市文化发生的诸多变化,分析了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向以及民俗学、民族学者在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应尽的责任,尤其揭示了在不同的领域,传统是如何与新的时代发展需求相结合,来形成新的文化资本与生活方式的。

都市的认同感——浴火重生的城市文化

城市的兴起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伴生现象;大量人口密集居住的大都市生活造成的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离、犯罪与暴力频发等问题,使得都市成为20世纪现代性批判的靶子,逃离都市一度成为现代人向往的生活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市文化被重新发现和塑造,再度焕发出多样性、包容性、具有多重文化品位的魅力。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都市在打造自我身份认同中再度成为宜居之地,为外来者的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本文勾勒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变迁的进程:从单调平庸的灰色水泥林,到五彩缤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理念的实验场。

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

在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后,本文探讨了欧洲民俗学界在面对后现代社会生活时,对学科若干关键性问题的重新界定与回答。第一,"民"今天意味着什么?第二,"民"今天生活在哪里?第三,"民"今天是如何生活的?第四,"民俗"的个人,即"我"而非"我们",意味着什么?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通过考察历史和传统对于当下的意义,考察我们现在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民俗研究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应该铸造连接昨天和明天的文化桥梁。

文化遗产在欧洲：本真的神话

今天我要谈谈＂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这一概念的漫长发展过程,其中会兼及＂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其成为今天这样一场＂全球性的＂运动之前,＂文化遗产＂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的＂建构和传统。

记忆文化的全球化?——记忆政治的视觉偶像、原教旨主义策略及宗教象征

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记忆政治在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一种重要手段。集体记忆现在愈发随变动的全球情境而变化。新形式的记忆政治具有"跨国"形象和"超国家"方式,呈现出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已在全球蔓延,无论欧洲、亚洲或美洲。它们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如互联网,传达着新的信息———往往是族群的和原教旨主义的。

形象与想象:柏林的都市民族学

首先,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的两个＂家园＂：一个是我的学术＂家园＂,即欧洲民族学,另一个是我的＂家园＂城市柏林。我希望这些有关柏林以及我和同事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概述,能够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所说的＂都市民族学＂的印象。都市民族学这一领域,也是我目前为数不多的＂户外＂研究范围中的一项工作,它能够使我获得几个小时的时间,得以逃离书桌和各种行政事务。

德国首都柏林:各类族群的集聚地

自德国统一以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度被断言"死亡"的种族化的地域色彩却经历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德国的各地域人群一直都在拟制"自画像"和"他画像",而且将其越来越与公民社会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政治中心的首都柏林,可以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游戏"。一方面,都市文化需要多样性和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地域标识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政治领域内非常重要的包装宣传策略。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倾向于地域研究的政治民俗学绝对具有全新的、重大的意义。

从国家的到全球性的:变迁中的欧洲认同?

毋庸置疑,1989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不仅改变了它的政治景观,而且尤其改变了其文化上的自我认识。一些观察者甚至声称：1989年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他们的话有两方面的指涉：第一、对于跨国的（transnational）空间和统一体的共识;第二、重建的各种国家认同的不同模式。

世界-观:每个人的博物馆?

长时间以来,博物馆是一个具有清晰意识形态定位的机构,所展现的是市民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在一个后现代的"为了所有人"的城市中,也要求有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博物馆,它必须吸纳多元的理念,并传达各种声音。如此一来,博物馆自身的设置、诠释范式必须作出持续的改变,遵循一种与变革时代相适应的"新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政策领域,而且也在身份认同政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博物馆都应当进一步完善、强化自身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