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灭巴考

巴在商代被称为“巴方”,是距商王朝邦畿不很远的方国之一。西周时,“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从此,巴国成为周王朝的属国,经常输献于周,即所谓“自武王灭商……巴、濮、楚、邓、吾南土矣”。春秋时期,巴人活动于汉水之域,与楚、秦以及江汉诸国交往频繁,“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然而,由于楚国的崛起,江汉诸国为楚吞并殆尽,巴受楚的威胁和压迫,逐渐向西南方向迁徙。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敢于(?),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其江汉故地全为楚人所有,巴人只有退保川东,凭藉巴山菱峡之险与楚人抗拒。由此,巴与中原诸国交往不多,历史文献中,有关巴国的记载也不多,战国时期巴国的史迹便少为人知。

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为了探索“古蜀文化”我们还得从四川境内发现、发掘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遗址或遗迹中去求得线索。从目前考古资料的发掘看,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大溪发掘了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址最早发现于巫山大溪,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简报及报告等刊物已定名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的遗物仅仅在四川巫山县境内发现,从巫山逆江而上几乎没有发现过同类型的文化遗址,可是顺江而下在湖北的西部、湖南北部如红花套、屈家岭、江陵毛家山等地发掘的遗址多是与大溪文化同一类型的,值得注意的是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地层上还有叠压关系。这种只在川东发现的“

东汉石刻水塘水田图象略说——兼谈我国古代中耕积肥的历史

1977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峨眉县清理东汉砖室墓中,出土了石俑、猪、鸡及石水塘、水田模型。这件文物长81、宽49、高10公分。其造型特点是首先在这件将要雕刻的石料上,准备表现出几组不同的内容,所以,第一步就是将这石料中分为两部分:左面雕刻水塘、右部再中分为二,上部分为水田,水田内有俯身的两农夫,正在薅秧。下部分田内,其中有两堆堆肥,这种积堆肥的情况,至今在四川备耕的农田中是常见的。左边水塘中雕刻较为复杂,有青蛙、龟、鸭、鲢鱼、鲫鱼,一鸭正浮游水面,追赶着一尾小鱼。

白石崇拜遗俗考

在四川西北的茂汶羌族自治县的早期石棺葬中,曾见有用白石随葬的现象,观察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是羌族的一种白石崇拜遗俗。这种白石崇拜遗俗存在于“石棺葬文化”中。创造这一文化的民族,是原居于甘青地区的氏羌民族南下后带来的。因此要想进一步了解白石崇拜这一问题,应在源于我国西北甘青高原的氏羌民族文化或与其民族文化有关的其它古代文化中去寻根探源。为了说明这种拜崇的习俗和证明它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我们可以从西北的甘青高原的考古发掘材料中得到启发。

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

国务院列为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成都,是今四川省省会的所在地,也是历史上古蜀国曾经在此建都的地方。她位于川西平原的中部。自秦并巴蜀置蜀郡,“蜀守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作都安堰,穿二江成都之中,溉田亿万顷……,”“於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此乃说明秦汉之际的成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完成之后,遂有誉为“天府之国”的美称。后来的汉代,因织锦业的发达,曾有“锦城”之称;到五代后蜀主孟昶时,提倡城内遍植芙蓉,又有“蓉城”的称谓。这些名称是秦汉以来的“成都”在不同时代的几种名称,关于这些名称的由来,史书多有记载。除此之外。

新都战国墓出土铜印图象探原

一九八○年三月,四川省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土坑木槨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两件铜印,其中有一件方形铜印引入注目."方印一枚.宽3.5、高1.4厘米.背微拱,中为鋬钮,有四饕餮组成的图案纹饰.印文为一组’巴蜀图语’符号.下部两侧各立一人,伸手相握,手下置一罍.手上有一图形符号,在墓内所出的一些铜器上,均雕刻与此图形繁简略异的符号.图形两侧又各有一口向上的铎.用图语组合成的印章过去很少见,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用物."(图一)

“锦江埋银”质疑

一九七五年四月上旬,在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锦江靠岸处,发现了一批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革命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钱币,约十余公斤。一九七六年二月,在成都市南郊永丰公社的农田中又发现了一批“大顺通宝”钱币十五公斤。这两次发现的“大顺通宝”钱币,为研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大顺通宝”的接连发现,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

1986年8月1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继一号祭祀坑发掘之后,在东南近30米处又发现了第二号祭祀坑。坑内出土遗物近500件,计有(?)、尊、人头像、人面像、鸟、鹿、戈、"神树"以及方座大型立人像等青铜制品;璋、璧、戈、瑗、凿、刀、管、珠等玉石制品;人面罩、鱼、树叶、圆形饰等金制品以及骨、象牙、贝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但不少出土遗物已引起广泛关注,一件青铜立人像尤为国内外瞩目。这里专就这件青铜立人像作一介绍,并略述个人的看法。这件青铜立人像形体高大。大眼,直鼻,

新都战国木椁墓与楚文化

1980年2月,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了一座战国土坑木椁墓,这是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此墓早年被盗,棺椁内的随葬品早已盗掘一空,难得的是这墓在木椁的垫木之下,发现了一个腰坑,坑内有随葬铜器一百八十八件。这座战国墓对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一座战国时期比较典型的楚文化的墓葬。可以从葬制、出土遗物的组合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关于战国时期的棺椁制度。

四川乐山出土的五代陶棺

1973年春,四川乐山县斑竹湾出土了一具五代琉璃三彩(黄、绿、褐)陶棺(图一)。棺长81.5、前高(连棺盖)40.5、后高24厘米。棺座前宽29、后宽25厘米。棺身前宽27、后宽18厘米。出土时,在陶棺内装有骨灰与开元通宝铜钱。这陶棺显然是火葬后盛骨灰的葬具。在宋代四川的火葬墓是比较多的,曾在成都、绵竹等地区多次发现。其葬具或用陶罐或用木棺。

珙县“僰人悬棺”岩画中的球戏

四川珙县县城西南六十五公里的洛表公社,“僰人悬棺”及其岩画皆集中在这里,它是四川省1956年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僰人悬棺”的岩画,早已作了摹绘,并已发表了《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岩画调查记》 (以下简称“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2)。

岩画、“阿旦沐”、都掌蛮——关于珙县悬棺葬墓主的族属

四川珙县悬棺葬墓主的族属问题值得探讨。悬棺傍崖壁的铜鼓图案、墓主"打牙"的习俗和"阿旦沐"的名字为我们的探讨透露了若干消息。在悬棺的岩画中可以认为是铜鼓图像的,有: (1)麻塘坝棺材铺岩画中的图案。 (2)麻塘坝狮子岩的图案。 (3)麻塘坝九盏灯的图案。

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文物——“圣谕碑”

圣谕碑,高210、宽101、厚18.5厘米,部分字迹略有剥蚀。1934年从四川省广汉县城郊一家农民茅屋的墙壁中发现。现存广汉公园。碑面四周刻饰龙纹;上部分刻楷书"圣谕"二大字,复绕以龙纹;下部分有文字三行;"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四川广汉、什邡商周遗址调查报告

为了弄清川西平原北部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周邻地区商周遗存的分布情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汉、什邡、新都、彭县等县市文物管理所的积极配合下,先后于1986年6月在新部、彭县境内的濛阳河、青白江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1987年5月、12月在广汉市境内的石亭江、绵远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1988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工作人员及部分来站协助发掘工作的县市文博干部,利用农忙期间民工紧缺。

四川古代墓葬清理简况

解放后,随着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的开展,配合各项工程中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十年来我省的考古工作,完全是紧密配合基建工程,依据工程的缓急,作重点的清理,未作主动的发掘。十年来,我省文物保护及考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作了许多工作。例如在成渝铁路工程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资阳人化石,证明四川有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详见裴文中、吴汝康先生:资阳人,科学出版社)。

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

四川德阳县孝泉镇清真寺,距县城约四十里,1959年3月22日于该地出土银器一百一十七件,四川省博物馆曾先后派人前往调查,并带回银器三十三件,这批银器出土时,系装在四耳陶罐内,罐上盖一砖,砖上有崇宁通宝少许,而罐的四周有崇宁通宝一百六十余斤。兹将这批银器(现存四川博物馆者)简介于下:

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

昭化宝轮镇的北面有山名屋基坡,它东距宝成铁路的昭化车站1公里。屋基坡的东面有山头名宋家盖,二者之间隔有一条山沟,名叫牛沟。崖墓就集中在屋基坡的正面、叫牛沟西侧和宋家盖三处(图版壹,1、2)。1957年3月,我们在屋基坡及叫牛沟西侧两处作了发掘。共发掘崖墓34座,计有东汉墓2座,南北朝墓32座(见附表)。现将南北朝时期的崖墓,作一介绍。

成都揚子山的晉代磚墓

一年來,西南博物院成都工作組在揚子山清理工作中,共發現了晋代砖墓兩座(墓3.23),兩墓都是磚劵花砖墓。

蜀汉铜弩机

1964年3月,在四川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了一件蜀汉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制作的铜弩机(缺悬刀)。弩机的郭上刻有铭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三十三字(图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