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审言《早春游望》中日接受异同探略

梳理杜审言《早春游望》在中日两国的接受文献,可以展现此诗在中日两国的典范化路径。南宋周弼的《唐三体诗》是其典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发现者。元明学者延续并拓展周弼对《早春游望》的阐释,使其得到了初唐五言律第一的荣誉;清代学者则进一步推动了其向着大众的典范发展。日本五山时期读者通过《唐三体诗》对《早春游望》有了初步的接受;到江户时期则形成了国字解与摘句创作实践两种具有特色的接受文献。《早春游望》在中日两国的接受差异显示,唐诗的意义随接受主体的变化而不断生成,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了唐诗意义的丰富和发展。

文人别集视阈下的冯恩案

嘉靖十一年发生的冯恩案经由文人之手,形成了一个流传于文人别集中有别于历史事实的新版本。这一版冯恩案在描述上具有人物“脸谱化”和选择性叙事的特征,其产生是文人内在职责使命和江南文人集团利益双重作用的结果。研究冯恩案有利于还原明代嘉靖时期的历史真实,也能帮助我们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

卢汝弼《边庭四时怨》在日本的经典化

晚唐诗人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组诗自诞生以来便得到好评,明代以来常见于各家选本,被称为“尤近盛唐”。其在明代随选本东传进入日本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并逐步完成了经典化建构。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边庭四时怨》以四季为题的形式契合日本读者敏锐的季节感;《边庭四时怨》所描绘的内容具有日本“物哀”美的典型特征;江户中期日本诗坛崇尚盛唐诗,而《边庭四时怨》恰好具有盛唐诗主情、尚格的特征,甚至一些书籍中把它当成盛唐诗,这进一步助推了《边庭四时怨》在日本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