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档案信息共享的思考

2012年至2016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各省市陆续完成了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相关工作。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科学评价了国有可移动文物资源在各地域、各行业的分布及价值状况,建立起严格的可移动文物登录备案机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文物保护体系,促进了以博物馆为主体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可移动文物藏品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笔者曾任职于南京市普查办,主要参与了该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收集、整理、建档和备案等工作。在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地建立南京地区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档案的过程中,笔者深刻认识到博物馆作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工作主体,不仅拥有内涵丰富的普查档案信息,更应积极推动普查档案信息的内外共享,借助技术平台实现普查档案资源社会化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开展馆内馆际甚至跨行业式的业务交流与合作。

非遗档案征集工作初探——以南京市非遗博物馆为例

非遗档案征集是博物馆非遗工作核心业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以往的博物馆非遗档案研究更多偏重非遗档案保存、保护、开发和传承等,而对于作为非遗档案工作第一环节的征集工作则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笔者长期的工作实践,揭示博物馆非遗档案征集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征集工作的显著特点,并针对征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策略。

从重庆到南京: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到南京,进驻梅园新村30号和17号。同月,南方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周恩来负总责。南京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无法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合法存在、公开活动,因此隐蔽在代表团办事处内,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

高敬亭错案研究综述

高敬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特别是在各根据地红军相继长征之后,他带着千余人的游击士兵们在鄂豫皖大别山转战三年屡挫敌军大的围剿,并常年保持一千余人的成建制的兵力,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又率先与国民党议和并成为新四军成立的主力部队。在其1939年被冤杀后,案情在1977年给予平反。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深厚情谊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于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途中,随军的郭沫若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蒋介石通缉,郭沫若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日本,潜心学术。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郭沫若毅然回国投身抗战。之后,他以秘密党员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团结文化人士,开展抗日宣传。1940年,国民党撤销第三厅,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在周恩来领导下,他先后在武汉和重庆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1946年周恩来南京谈判始末

1946年5月,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由重庆抵达南京,进行和平谈判。南京、上海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居住于此,因而,这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与主张、争取国内外人士肯定与支持的重要阵地。

观央视纪录片《博物馆之夜》谈博物馆、纪念馆的夜间开放工作——以梅园新村纪念馆为例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文化消费在居民日常生活消费中所占比例愈来愈高,特别是夜间文化消费显示出巨大潜力,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作为呈现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实施夜间开放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夜间文化需求,可以吸引更多观众前来参观,推动红色旅游发展,本文以梅园新村纪念馆为例,研究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夜间开放的实践、问题及思考。

新时代党员教育模式研究——以梅园新村纪念馆“党员教育实境课堂”为例

作为革命纪念馆,梅园新村纪念馆充分发挥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的功能,用好用活馆内深厚党史、国史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党员教育实境课堂",为党员干部提供学习的平台,发挥革命纪念馆服务大局、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民族工业传奇——永利铔厂

20世纪初,实业救国逐渐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思潮。一些有识之士怀着救国之梦,创建了一批赫赫有名的企业,位于南京江北卸甲甸的永利铔厂就是其中典范。“铔”是化学成分“铵”(NH4)的旧译。永利铔厂1934年由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创建,1937年便生产出具备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硫酸、硝酸、肥田粉等化工产品,填补了中国基础化工的空白。后来,该厂在全面抗战期间遭受日军的侵占掠夺,发展陷入困境。新中国成立后,永利铔厂迎来了新生,现为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张謇与清末江苏谘议局探索宪政改革的斗争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张謇为代表的清末江苏立宪派在宪政改革运动中积极筹备江苏谘议局,启动地方议员选举,组织筹划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反对专制、促进民众觉醒、宣传爱国和民主精神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致郭沫若的三封信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所收录的300封信中,周恩来写给郭沫若的就有15篇,由此可看出两人之间深厚情谊和交流的频繁。周恩来和郭沫若相识于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郭沫若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蒋介石通缉,郭沫若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日本潜心学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经周恩来劝导,他作为秘密党员担任周恩来任副部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该厅解散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武汉和重庆两地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沉浸“梅园记忆” 赓续红色血脉

1946年5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驻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这场谈判历时10个多月,史称“南京谈判”。76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梅园新村纪念馆,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多媒体互动再现“南京谈判”2018年,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梅园新村纪念馆推出“梅园风范——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基本陈列,全面展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南京,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进行的谈判斗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