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绮思的问题》的作者告白——关于陈衡哲致胡适的三封信

陈衡哲（莎菲）是胡适在文学革命酝酿、讨论时期的支持者、参与者，也是胡适文学生涯、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中的朋友。这种独特的友情影响了两人的创作，反映在胡适的新诗和陈衡哲的小说之中。新发现的陈衡哲致胡适的信，便是陈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的注脚和作者的自我解说，为这篇影射胡。

我与学报

我与学报沈卫威《河南大学学报》创刊６０周年，时下，我有幸执笔，来表达一个年轻学子的感念，并回味《学报》十年来作为学术的传媒对我的奖掖、提携。我与《学报》的关系是最近这十年间发生的，我研究“东北流亡文学”、胡适和茅盾的部分成果都是通过《学报》的传媒投向...

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导论——以“学衡派”为中心

本文是《学衡派谱系》的导言。“学衡派”掀动的是一场新人文主义运动 ,是作为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反对势力出现的 ,是新文化话语霸权下的知识抗争 ,并以文化保守主义形态展示出来。他们从美国欧文·白璧德那里得到了思想资源。

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

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沈卫威一《新月》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贡献不仅在于此时以胡适为核心的争取人权与约法的言论，而且它还造就、培养了一批坚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名字在日后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历历可数。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

南天遥寄乡关情——论抗战后期流亡香港、桂林的“东北作家”

1938年,由于上海沦为孤岛,南京陷落,武汉一时成了抗战初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崛起于上海的“东北作家群”也迁徙到这里。“文协”成立前后,东北作家在武汉有十人之多。由于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开始,东北失土收复有望,同时“文协”成立,使不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的作家有了自己的组织,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并主张“抗战文艺”,号召作家“下乡”、“入伍”。东北作家对此异常兴奋,一变表现流亡者泣、

《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

《史地学报》是《学衡》的兄弟刊物 ,在“古史辨”运动中所持的是“信古”的文化守旧立场。柳诒徵和竺可桢分别是历史学、地学的导师 ,他们打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学的基础 ,并在师生中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融入了大学的人文传统之中。

胡适婚姻略论

作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他的婚姻——是一个独特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矛盾体。展示这一矛盾体,得见的不仅是一代文化名人、启蒙思想家的人的本体,更重要的是他置身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基质。一胡适4岁丧父,13岁时由母亲作主,与江冬秀定婚,旋即到上海求学。几年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办的《竞业旬报》第25期上发表《婚姻篇》一文,主张儿女的婚姻大事应由父母作主。也就在这时,他第三次读《茶花女》,并在书中批注:“此书于少年外遇再三言之,此足见法国风俗之颓弛也”。“家庭教育不宜如是”。并且认为主人公亚猛(按:现译为阿猛)的自由恋爱是“以情故,乃弃掷一生事业于不顾,此罪亚猛不能辞”。同时自述:“

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

以“新文学”为基本特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大学体制,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大学体制内的创新。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的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同时大学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批评家的胡先骕

胡先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学衡派”的批评家,以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标准批评胡适及新文学运动。其独立之精神和独特之思想,使之成为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的现代学者。

“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

一、着眼点精神分析学祖师、泛性论者弗洛伊德认为男孩自幼便有“恋母情结”或称“俄狄浦斯情结”。这是所谓的幼儿情欲的表现。在通常的情况下,由于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存在,他会迫使儿子把这种情欲转移到其他异性身上,强制儿子作出正确的对象选择,以保证情欲朝着符合社会文化。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面对“新潮流”的顺势与逆反——新文化运动中两派势力的较量

一百年前在美国,留学生胡适、梅光迪面对勃兴的一种文学"新潮流",表现出了顺势接受与逆反抗拒的两种态势。当这股"新潮流"被胡适导入中国,与正在高涨的新文化运动交融后,出现了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积极响应,与东南大学"学衡派"消极抵抗的两大势力的对决,进而形成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路径,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的两大"学统"及"学分南北"的局面。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在北京大学"拉帮",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在东南大学"结派"。前者"好标榜",借助"宣传与广告",对"新潮流"推波助澜,影响广大青年;后者情绪上有意"逆反","反现在潮流",呈现戏剧化的表演性,得到多数老一代学者的同情和支持。章士钊则主张调和新旧,遭到胡适的批评。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方向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青年—新潮派"与融化新知、昌明国粹的"学衡派"是一致的。

异口同声: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1902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政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梁启超成为"国语"确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人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新发现茅盾（沈雁冰）致胡适四封信──茅盾从新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的契机

新发现茅盾（沈雁冰）致胡适四封信──茅盾从新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的契机沈卫威茅盾主持《小说月报》，首倡为人生的艺术。在他从倡导新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之前，胡适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首次向学界披露茅盾给胡适的四封信，以及胡适对茅盾部分作品的评说。所据...

对民国时期建都问题论争的回顾

建都的地点问题,在民国期间就有过四次争论,有南京、长安、北平之争,结果是南京因政治经济的优势而得以为首都。但仍不免重蹈短命的历史悲剧。

民族危机与文化认同——从《国风》看中央大学的教授群体

《国风》是《学衡》杂志的继续,在保持反对新文学运动特色的基础上,强化了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因《国风》的成员多原《学衡》的作者,此时在中央大学群聚,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在这一时期同时表现出鲜明的尊孔倾向。从中央大学的教授群体的活动,可以看出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文化政策与文学、学术的关系。

“国语统一”、“文学革命”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

"国语统一"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如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那样重要。"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合流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显现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各个层面,同时也带动了图书出版、报刊传媒的迅猛发展。仅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程、语言课程建设而言,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清华大学贡献最大,由此带动了古籍的整理研究、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对新文学的研究;随之而起的殷商考古、敦煌文献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整理和方言调查,共同形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文献整理"+"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模式,将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提升到参与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支柱地位。这些课程的确立,强化了中文系学科的前沿性、时代性和学术性,造就出了掌握"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得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一代"新学人",使得科学落后的中国,因自身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崛起,而能够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现代中国的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其中在大学理念上存在着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一度成为一些大学办中文系的理想,同时也希望在中文系使义理(文学理论与批评)、辞章(文学创作)、考据(文学史研究)之并重或融通。

胡适与蒋介石三任总统

胡适与蒋介石三任总统沈卫威一１９４８年４月，国民党政府举行行宪第一届总统选举，在此之前，自由主义学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被舆论界推为总统候选人。此事前因后果，扑朔迷离，长时期为一难解之谜。如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出版，我们从中可见其缘由、曲直，尤其可...

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

1942年8月,全国大学共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次年12月16日,又有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他们几乎都是校长、院长或著名教授。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公布了81人的院士名单,其中既有部聘教授,也有'最优秀教授党员'。民国教授的这三大荣誉,体现了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治交叉互动的复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