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问题思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访谈

辛梦园（以下简称辛）：沈老师，您最初是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现在好像专注于中国外贸问题研究，这一转变是何种原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已变得El益复杂化，请问沈老师您目前关注的中国对外贸易有哪些重要问题？

美国供应链政策战略调整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推动美国供应链审查和重塑的深层目标是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遏制或延滞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其具体目标是振兴美国制造业,确保美国自身关键行业供应链安全;推动友岸外包,重塑去中国化的友岸集团供应链;推动垂直一体化生产,重构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国供应链。主要特征有:以供应链安全为由打破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以价值观和友岸外包为推手,试图重塑去中国化的关键行业供应链;以放大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牺牲部分效率试图推动形成垂直一体化生产供应链。对此,应揭露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自利本质;建立统一战线来分化美国“友岸外包”供应链;中短期内应通过存货、分散来源地、垂直一体化生产提升供应链韧性;中长期内则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创新,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来减小供应链中断风险。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

外贸多元化是化解经贸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手段。理论模型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起着协调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既能直接又能通过企业创新间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并且对高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遭受的“俘获效应”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敏感度;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越能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励我国企业研发新产品,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

我国外贸发展态势与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稳外贸的基本盘对象没有改变,但需要警惕主要贸易伙伴外贸占比和同比下滑;我国稳外贸的根本支撑力没有改变,需要增强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在通货膨胀高企、利率上升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存在长期低增长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从宏观的市场机制和营商环境、供给侧和需求侧、国际循环,以及微观的企业层面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扩大双循环市场交集 拓展有效市场供需

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2020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提出“国家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论"中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与实现路径

根据"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论范式,结合入世后中国港澳台与大陆日益融为一个共同大市场的客观现实,我们认为,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应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未来选择,并就如何推进"中元"共同货币区尽早由可能变为现实提出了可行的实现路径。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和Pooled EGLS方法进行研究发现:(1)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并非取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取决于增大的国家j市场规模、提升的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2)随机效应证实,国家或地区j与中国地理距离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共同边界和相同语言没有显著性影响。不过,Hausman检验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是更加有效的。(3)1995—2006年韩国、日本、美国等24个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反应不敏感,同期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国家反应敏感,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作用具有国别性差异。(4)温州经验表明,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经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特定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应追求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对策是,中国可利用贸易回转效应、加强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来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国应区分贸易国别,精细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贸发展之间的平衡。

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

1998年～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由此,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贸易上,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易耗性产品对美贸易上发挥出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产品对华贸易上由于出口管制政策没有发挥出比较优势.政策建议是,美国要想缩减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逐步取消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应重视从美进口,采取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

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

针对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994—2002年年度数据实证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1998—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因此,“人民币升值论”或许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进出口和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及应对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进出口和全球产业链冲击严重。研究表明:(1)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国省域遭受到国内和国外两拨停工停运,短中期内出现外贸断崖效应;2020年我国已无国际制度红利激发的贸易创造效应,且货物贸易边际递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生贸易抑制效应。(2)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在有效防控好国内疫情的同时,需要显著增加向疫情严重的国家出口,以维护好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通畅。(3)此次疫情导致电子信息业和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上游供给短缺压力大,能源行业和电子信息业面临的下游需求不足压力大。(4)此次疫情下我国拓展出口的重点是防疫产品和集成电路,扩大进口的重点是肉类等日常消费品、铁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集成电路。据此,需要积极应对此次疫情冲击,将相关防疫产品进出口作为新的贸易增长点,妥善化解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面临的供需压力,重点巩固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韩等传统市场以及东盟等新兴市场的贸易融合关系。

进口关税、实际汇率与中日双边贸易

本文分析了中日关税、汇率政策与中日贸易问题。笔者研究发现 ,如果中日两国发生了双边关税制裁 ,则日本增加关税不一定会引致中国贸易收支变差、日本贸易收支改善。并且 ,一般来说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引致中国贸易收支变差、日本贸易收支改善 ;反之 ,则相反。但是 ,在一定条件下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可能伴随有中国贸易收支改善、日本贸易收支变差。在中日双边关税、人民币实际汇率以及中日总产出同时变动的情况下 ,则中日贸易收支取决于中日两国关税变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以及中日总产出变动等力量之间的对比 。

疫情全球蔓延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贸发展的困境及纾解举措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双循环”成为热议问题。研究认为:(1)中美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中国经贸发展遭遇到“四重困境”即对等反制、疫情冲击、信任缺失和政治摩擦等困境,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突破“四重困境”的新时代策略。(2)我国国内有效需求相对有限决定着更需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促式发展;国内一些产品无效供给、另一些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决定着疫情下我国需要积极拓展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产品供给。(3)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营商环境,以做大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市场交集。(4)需要采取多维政策举措(如打造双循环海外枢纽、支持中心城市辐射、实施区域梯度互补战略等)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进而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日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实证分析

中日贸易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在两变量模型中,1998～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中日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中日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在多变量模型中计量证实,日本对华贸易收支取决于日本总产出、日本进口关税、人民币对日元实际汇率,以及中国总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仅仅人民币对日元实际升值,只会对日本对华贸易收支产生不利的影响.政策建议是,中日两国应该采取贸易合作政策,这样中日双边贸易收支都将会得到改善.

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综述及一个假说

在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及争议性假说做出理论综述、简要评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静态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动态问题,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复杂多样,而这些因素本身随着经济金融发展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此,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互动性,笔者否定了中间空洞论假说,继而提出了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假说。

“美国利益优先”战略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及中国对策

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中国产品强征进口关税,中国被迫反制,由"美国利益优先"战略引发的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至贸易战。"美国利益优先"战略融合了国家安全政策、"以邻为壑"贸易政策、利己的贸易新规则、国内法凌驾世界贸易组织(WTO)之上以及肆意破坏WTO规则的做法,这些行为使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商品贸易、产业政策、知识产权、金融开放、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采取的对策主要有:要深刻地揭露"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的实质,做出应对中美贸易持久战的预案;要大幅减税,细化负面清单,优化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反垄断审查制度;要加大宣传此轮人民币贬值是市场力量反应的观点,同时要管控好金融开放风险;要高举WTO自由贸易的旗帜,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消减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带来的风险。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文章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商品出口、从外商品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存在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到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发展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2)在95%置信水平下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有双向影响关系,这与依据美国统计的月度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共同生产和出口美国必需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美中贸易逆差属于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和贸易替代效应造成的。

论“中间空洞化”汇率制度假说

就“中间空洞化”汇率制度假说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 ,中间汇率制度应该有一个一致的内涵界定 ,这是论证“中间空洞化”汇率制度假说的基础前提 ;第二 ,根据 IMF对中间汇率制度内涵的科学界定 ,通过样本检验 ,认为现阶段“中间空洞化”汇率制度假说难以成立 ;第三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应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分别考虑 ,没有单一的汇率制度适合于同一时期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所有时期 ,由此 ,从理论上进一步否定了“中间空洞化”汇率制度假说。

行业生产网络下进口中间品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聚焦进口中间品通过行业投入产出渠道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WIOD行业投入产出表匹配的数据研究表明:(1)进口中间品通过行业内水平渗透率和行业间前向联系对中国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行业间后向联系对中国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2)区分贸易方式、是否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企业特征后,以一般贸易或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中国企业创新受到行业内水平渗透率和行业间前向联系的抑制效应会变弱,同期企业进口中间品从行业间后向联系中获得的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变强。因此,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向行业中上游拓展,可充分获取进口中间品通过行业间后向联系获得的知识溢出带来的创新效应,而减少进口中间品通过行业间前向联系和行业内水平渗透对中国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省级外贸可持续发展动态演进:一个评估

通过构建评估指标,采用动态因子分析和二次加权测算,对中国省级外贸可持续发展动态演进进行评估发现:(1)次贷危机后中国省级外贸可持续发展速度呈现显著的差异:重庆、河南和四川年均增速较高;广东、上海、北京、陕西和吉林呈稳定增长;江苏、湖北、浙江等9个省份呈小幅波动态势;其余13个呈下降趋势。(2)危机后东部省份仍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核心地区,在外贸规模、竞争力和外贸社会效益上的评估结果明显好于中、西部省份,但在外贸结构、外贸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上的优势并不明显,而重庆、四川、河南和陕西凭借后发优势却取得较好的成效。(3)危机前,中国东部省份外贸结构、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优于中、西部省份,但危机后东、中西部省份已没有明显差异,且重庆、四川、河南在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此,一要充分利用东部省份经济辐射效应大的优势,推进自贸区的扩展效应;二要充分发挥重庆、四川、河南和陕西等外贸发展的示范效应。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对中国经贸发展的影响

2001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美国试图绕开WTO多边谈判体制,高调推进TPP、TTIP和PSA谈判,以期实施"一体两翼"计划,重塑国际贸易新规则。TPP和TTIP自贸区打造的高度自由化的市场准入标准,使得中国面临"二次入世"风险。为此,中国凭借自身市场规模和在世界贸易中市场份额,适时主动出击、打造更高层次的自贸区势在必行。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国家实验,是应对国际、国内经贸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其核心改革内容:一是制度创新即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事先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扩大服务业开放,营造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三是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负面清单外项目改为备案制;四是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五是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六是先行先试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七是实行账户分离和适度实体分离、必要时采取临时金融管制措施。当前上海自贸区亟待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风险管控建设、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和提升负面清单开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