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对海登·怀特史学理论的剖析

海登·怀特后现代史学理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新版本。它强调历史叙事的“诗性”,抹煞历史客观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区别,以历史叙事中的主观性来取代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挑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剖析该理论可以得出结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对西方学术成果的研究。

评“新清史”的概念、论点与视角--以《满洲之路》为例

本文以欧立德《满洲之路》为例,通过对中美民族历史特点的比较和对北美族群社会的考察,深入分析新清史中的主要概念、论点和视角。说明为什么"族裔"、"族群认同"、"涵化"等概念只能用于美国不同种族为基础的族群关系,而不能用于中国同种族为基础的民族关系。满汉之间没有种族差异,"满洲认同"不具有以种族为核心的"族群认同"性质。新清史用"内亚"中心取代中原中心,目的是要证明清朝是"非中国的"。

“族群”: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概念

西方族群概念介绍到国内之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讨论主要集中于"族群"定义及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少数民族"。作者以美国族群社会为例,通过阐述其族群社会的形成过程,考察其族群研究的时代背景、研究趋向和理论局限,比较中美民族特点,从而说明族群就是以相同种族为基础形成的,带有某种文化特点的人群。西方多种族民族国家的"族群"不适用于同种族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以应对西方“族群”话语挑战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在民族学、社会学领域,西方“族群”话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学术分解作用。“族群认同”的排他性和“族群边界”的分隔特性也会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以应对西方“族群”话语的学术挑战。

再论“族群”：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理论

本文旨在揭示西方族群理论的缺陷,以及中国族群研究中的问题。要言之,第一,目前的研究未能从历史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族群",对"族群"的政治权利存在误解;第二,对于西方族群理论缺乏批判性分析,没有意识到,族群理论并不具备识别"族群"的功能,无法用于民族识别;第三,忽视了中国的社会心理环境和西方完全不同,照搬西方认同理论无法回答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第四,忽略了族群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这样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民族研究。

关于西方“族群”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再反思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等特性,而西方“族群化”所宣扬的族群意识则具有分裂排他性。本文力求遵循“两个结合”,特别是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即结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西方族群意识之间的根本区别,认识中国少数民族与西方族群之间的根本区别,进而认清“族群化”、族群意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危害。同时,通过对北美亚裔族群的田野调查,说明西方族群是以“种族”为基础而不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形成的群体,并指出族群理论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理论。此外,通过探讨西方族群理论的渊源及其变异原因,揭示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该理论的影响。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谨防西方族群理论对民族研究的误导。

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欧洲和北美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1954年,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首次称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为“后现代”。198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哈桑(Ihab Hassan)用“后现代主义”来指代这种庞杂、极端、充满矛盾又捉摸不定的思潮,并归纳出它的几十种特点,如强调偶然、对立、区别、分离、解构、去中心,等等。

《君主与大臣》:西方法治视野中的清朝军机处——兼论“冲击—回应”说及学术与国际“接轨”

美国学者白彬菊所著《君主与大臣》,认为清朝军机处限制了专制皇权。本文通过分析该书的研究思路,探讨白彬菊为什么会得出与中国史学界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中外学术交流中的“冲击—回应”说及学术与国际“接轨”问题,旨在说明:与西方学术对话应持平等态度,要客观冷静地评价国外研究成果。

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年代70年代至90年代欧洲和北美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l954年,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首次称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为“后现代”。198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盈用“后现代主义”来指代这种庞杂、极端、充满矛盾又捉摸不定的思潮,并归纳出它的几十种特点,如强调偶然、对立、区别、分离、解构、去中心,等等。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以真理、理性、正义和知识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文化体系不过是现代权力控制下的产物,丧失了其可信性与价值。

西方“族群”话语意在分化

一些西方学者力图用族群理论重新解释和界定中国的民族。在他们的“族群”话语中,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而是无数相互排斥的“族群”的组合。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一书认为,攀枝花彝族的五个支系都是独立“族群”,民族识别将其“聚拢”带有任意性。

评"新清史"的概念、论点与视角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清史时,运用族裔概念,强调内亚视角,宣称其研究主要依靠满文史料。他们认为清朝满汉之间只有“涵化”,不存在汉化,因此满人保留了满洲特殊的族群认同。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新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