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伦理”:传统源流与现代建构

当下,有关天下的研究范式亟待突破,应对天下展开伦理思考,从传统天下观中提炼出天下伦理,并对其进行现代建构。首先,传统语境下的天下伦理寄托着儒家对于亲如一家、公正和谐的乌托邦世界的美好向往,且这样的天下伦理有从传统走进现代的潜质。现代天下伦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两点:一方面,天下伦理视域下的世界是所有人类共享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天下伦理依靠的是精神而非理性。其次,建构现代天下伦理需要贯彻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最后,建构现代天下伦理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呼唤“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之后的第四伦理实体——面向全体的人类社会——的在场。而中国文化中的“天下”概念可以作为第四伦理实体的代名词,原因有三:其一,天下在理论层面可以指向全体人类社会;其二,天下与人道关联,向人类敞开,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家园;其三,天下内含成己成人的思维方法。

“天下伦理”的传统意义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概念。天下观反映了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想象,而天下伦理是天下观的题中之义。天下伦理旨在将天下理解为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中超越于家、国之上的终极伦理实体。天下伦理对于传统中国有三点重要意义:推动中国文化的赓续不断;塑造多民族统一的文明格局;培育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气质。具体而言,第一,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能够赓续不断,天下伦理的在场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文明维度之天下是指以礼乐政教为中心,边缘模糊、无远弗届的华夏文明共同体,而对这一同心圆式的文明共同体的代代坚守是古人不言自明的责任。第二,天下伦理是实现华夷一体的关键因素,推动了古代中国多民族统一的文明格局的形成。正因有天下这一夷夏共享的伦理实体,中原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才可能实现精神世界的“在一起”。第三,天下伦理培育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气质。天下是专属于人的天下,与人道关联。而天下伦理合天道与地道于一身,天道示人以自强不息,地道示人以厚德载物。因此,若按推天道地道以明人道的思维方式,人道对应的即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气质。

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勾勒——评《文明薪火赖相传: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

当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既要适应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也离不开对古代教育智慧的自觉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中国有着数千年赓续不断的文明史,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智慧。《文明薪火赖传承: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一书以儒家教育为脉络,以历史演变为线索,以“私学—官学—书院—考试制度”为内核,尝试勾勒出中国古代教育之崖略。具体而言,该书共分以下四大部分。

直播带货商业模式探析及其规范化发展

直播带货这一商业模式自2016年诞生后,已经历了"兴起—野蛮增长—规范化"的发展过程,但当前学界尚未出现对直播带货的系统反思。直播带货蓬勃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家层面的鼓励、技术的革新、流量的助推、购物体验的升级、消费者心理的把握、社交渠道的拓宽等。但是,当前直播带货仍存在问题:如带货主播的信用缺场、行业门槛的模糊、监管的薄弱、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均衡等。对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几点对策:首先,带货主播需要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及道德修养;其次,直播平台需要提高带货主播的入驻门槛与完善相关考核机制;再次,监督部门、直播平台及消费者需要进行合力监督;最后,相关部门需要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宏观调控。

黑格尔论伪善的三重形态——兼与儒家乡愿比较

伪善是生活世界中常见的道德现象,它的本质是伪装的“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伪善问题进行了详尽研究。黑格尔从世界的终极目的“善”切入,展示了“善—义务—良心—伪善”严密的逻辑理路。由此,黑格尔提出伪善的三种哲学形态:“盖然论”“抽象的善”“讽刺”。当然,这三种伪善形态并不是平行铺陈的,而是根据其隐蔽性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依次递增。另外,在“文明对话”的宏观视野中,将黑格尔的伪善与儒家的乡愿进行比较后可发现,儒家的乡愿类似于黑格尔的“抽象的善”。黑格尔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伪善的潜藏性,而儒家则集中于经验地分析伪善者。将黑格尔的伪善与儒家的乡愿结合起来考察,既有利于深入溯源伪善现象之滥觞,又能深刻地把握伪善对社会道德氛围与良善风气的破坏。

梳理与补遗:“犬儒主义”的历史回溯、中国传播和当下呈现

以安提斯泰尼与第欧根尼为代表的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沉寂于公元3-5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运动如火如荼,各种西方思潮竞相涌入华夏大地,犬儒主义自然也被裹挟其中。经考证发现,初次将犬儒主义引入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但首次使用“犬儒”一词的则可能是清末士人孙宝瑄。此后,各种版本的《西洋哲学史》均将犬儒主义纳入到“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中并对其进行简略评介。直至21世纪初,杨巨平先生的《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才跳脱出“小苏格拉底学派”的研究窠臼,首次对犬儒主义进行了专门研究。犬儒主义在当下已呈现为三重“面相”:“认识标准的模糊到舍弃”“从价值虚无主义到道德主观主义”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粗糙的利己主义”。历史地梳理犬儒主义的演进,不仅有利于清楚认识犬儒主义的形态变化,亦有助于深刻把握犬儒主义对现代性生活的可能性冲击。

“乐与政通”:周代雅乐与政治之内在关联发微

周代的雅乐文化蔚然大观,其不仅仅有艺术欣赏价值,更与周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而对此关联的认真梳理则有利于更加客观地评定雅乐的历史价值及拓宽雅乐的研究范式。首先,周代雅乐的政治意义在于彰显统治阶层的德行及礼制秩序的威严。其次,周代雅乐的发展生动折射了周代政治的变幻沉浮。最后,周代雅乐切实地影响着周代的政治进程,而这根源于雅乐对政治主体——人的内在性情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孟子》之“天”的三重面相、思想渊源与理论创新——以人格化之“天”为讨论中心

“天”在《孟子》中是一个枢纽性概念。《孟子》之天虽内涵宏富,但大体无外乎两类:自然之天与人格化之天。由于前者鲜有思想价值,故研究重点在于后者。对其进行集中诠释显示《孟子》人格化之天具有三重面相,即国家前途的裁决者与推动者、个人际遇的设计者和人性的终极赋予者。殷商以来的天命观、孔子的积极宿命论、郭店儒简《性自命出》和《中庸》的“性”论皆是其重要的思想渊源。同时,孟子还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将天命诠释为民心,将物质性的“气”提升为道德性的浩然之气,将人性之善扩充为具体的“四端”。

试析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与当代祛魅

传统节日是指成为一种民族习惯且具有一套固定形式的纪念性日子,它既有物质的生活形式,又兼具精神的伦理意蕴。传统节日脱胎于华夏历史,在文明长河与民族生活中传承发展,在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营造"伦理感"——统一感、实体感和精神感。因"伦理感"具超越时间、空间的精神特质,故传统节日便具备了双重伦理意蕴——超越时间"在一起"与超越空间"在一起"。通过传统节日,我们可以与先人"在一起"、与家人"在一起"、与国人"在一起"。回归现代生活,借助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考察,可发现当今传统节日"祛魅"的主因在于"伦理感"的悄然失落与消隐,因而需重塑"伦理感",让"在一起"成为传统节日现代转化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

试论朋友伦理的古今之变

古往今来,朋友都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在"以儒为主"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儒家一直在努力建构以爱为基础,以守信、诚实、平等为内涵的朋友伦理。但是,随着时代更迭,朋友伦理的一些现代性"症候"也逐渐清晰:在内涵上,朋友伦理渗入了"个人利益"的因子;在确证方式上,网络沟通早已取代了传统结拜形式。而这两点变化共同折射出一个精神镜像,当今中国的伦理意识正在慢慢失落。因此,呼唤伦理意识的复归是当今社会主义朋友伦理建设的重要一环。

黑格尔论死亡的“二重奏”意义——兼与儒家死亡哲学比较

在以往的死亡哲学研究中,学界对黑格尔的死亡观缺乏应有的重视。黑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死亡的“二重奏”意义:其一,死亡既是“自然”的,即死亡由自然规律所必然推至,又是“自为”的,因为人可以为了伦理实体而死,进而充分实现生命的伦理本性;其二,死亡既是“无尊严”的,即死者只能屈服于外界力量的侵蚀与毁灭,又是“有尊严”的,因为家庭成员可以通过丧礼维护死者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另外,在“文明对话”的宏观视野中,综观黑格尔与儒家的死亡观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死亡及丧礼的奥秘与意蕴。

《老子》“守中”内涵初探——以《老子·第五章》为例

"守中"出自《老子》第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以往学界对"守中"有众多理解,但对"守中"内涵的具体解读仍有所欠缺。"守中"高度凝练了老子的哲学智慧,把老子万物平等的自然观以及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囊括其中,可以给当今的我们以一定的启迪。

后疫情时代密切党群关系的挑战与对策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党群关系的再反思成为时代之必要。从历史溯源看,和谐稳固的党群关系是党执政地位与执政前景的“压舱石”。从现实关照看,此次疫情折射了在密切党群关系的时代征程中仍存在三大挑战:部分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缺场”;群众的权益意识与公权力的权威性之间的矛盾;党群沟通渠道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此,各级党政机关不仅需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公信力与党性修养;始终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同时需要与时俱进地拓宽并创新党群沟通渠道。

思辨与逍遥——论亚里士多德与庄子的幸福理想

"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话题,也是伦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尽管亚里士多德与庄子都在精神维度上探索至高的幸福,但是两者的运思力向是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向往理智的抽象思辨,而庄子则追求情感的愉悦自得。其实,将个人幸福完全"客观化"(亚里士多德)或是完全"感觉化"(庄子)都是有失偏颇的,在这两种幸福观中保持必要的张力才是当今的我们对待幸福的正确态度。

何谓伦理地思考

讨论“何谓伦理地思考”可以从“伦”与“理”的字义考察入手。中国文化之“伦”本质上是沟通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伦理实体。“理”主要有名词与动词两类含义。前者为物之纹理,引申义为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后者为治玉,引申义为依照事物规律的治理。“理”的两类含义彼此关联:正因万事万物有其自身规律,故人们才需要按其规律恰当待之。综合“伦”与“理”的字义可得,伦理就是指“伦”之“理”,即伦理实体的内在规律,或者说,人之为“人”的人道。综上,“伦理地思考”是指:在居“伦”由“理”、安“伦”尽“分”的伦理意识及伦理情怀的基础上,从实体性的“伦”出发,自觉按照“理”的规律去思维及行动。

“天下人”:一个被忽视的伦理角色——基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考察

“天下人”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伦理角色。首先,“天下人”呈现为个体对于“天下”的自在又自为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并非囿于自我内心世界的狭隘意识,而是开放自己,使其在公共性群体生活中获得极高伦理认同的自我意识。其次,从先秦至晚清,君权天授的观念始终盘亘在中国古人心中,几千年未曾根本改变。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天下人”的伦理认同往往需以王道政治为前提。只有充分重视民心,统治者才能获得天命,其政权才有合法性。最后,“天下人”的权利与义务体现在地理与文明两个维度。从地理维度看,“天下人”的权利体现在共享“天下”这一公共性的自然资源,义务表现为保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或地球资源;从文明维度看,“天下人”的权利体现在共享“天下”这一开放性、兼容性的文明共同体,义务表现为对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坚守。

解决道德冲突:孔孟的方案

道德冲突是常见的道德现象,它在孔孟那里主要表现为家国冲突。孔孟对此的解决立场是“家重于国”,而在“家国一体”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家与国的冲突往往构不成难题。实际上,道德冲突中最难处理的是一般性道德原则与发生变化的特殊情况的矛盾,而孔孟的解决理路分以下三步:首先,考虑若违背一般性道德原则可能出现的几种后果;其次,以行为功利主义权衡各种可能后果的轻重程度;最后,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一般性道德原则,以为道德主体的行为确立价值合理性。孔孟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主要有三点启示:第一,在“常人”世界里,道德冲突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第二,对于不同的道德选择,需要抱以“同情的理解”;第三,当一般性道德原则与发生变化的特殊情况之间出现矛盾时,需要将仁性与智性结合起来应对。

伴侣机器人的三维伦理冲击

作为传统性玩偶与AI的结合体,伴侣机器人能够在“身”“心”维度满足人类需要,但这并不能构成其充当人类伴侣的充分道德理由。为此,伴侣机器人需要得到严肃的伦理审视。考察从小到大的三大伦理场域:“个体-家庭-社会”,伴侣机器人可能会对当前人类的“身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造成强烈冲击。原因有三:一、伴侣机器人并不具有专属于“人”的性别,但它因具类人化的外形,故可获得虚幻的“第三性别”。二、伴侣机器人具备一定的性能力,故可成为家庭生活中想象的“第三者”,对夫妻的情感及性关系造成威胁。三、伴侣机器人不是道德主体,但人们又易将道德期待附加在它身上,使其处于尴尬的“道德盲区”。综上,伴侣机器人只能停留在伴侣的功能性维度,而无法上升至伦理性维度。故,机器人不能成为人类的伴侣。

“国学热”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大众应当如何对待《论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在今天依然有持续“升温”之势,在此时代背景下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大众对于国学经典的应有态度正当其时。研究以《论语》为案例,认为《论语》能够给予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实用性”教育主要集中在如下三点:“为学之道”“为事之道”以及“为人之道”。为此,社会大众不仅需要理性地学习《论语》,常怀必要的“温情与敬意”,而且理应自觉承担传播、传承《论语》的文化重任与文明担当。同时,在此过程中,需要时刻注意以下三点问题:以准确解读文本为基础;以联系社会现实为路径;以培养崇高人生境界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