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成立与南北传佛教的联合

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空前高涨,中国佛教逐渐成为北传佛教最为重要的代表。在此背景下,法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不仅被邀请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为世佛联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而且成为世佛联主要的团结对象。在这个联合过程中,马拉拉塞克拉和法舫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原始佛教”观念则是团结近代中国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的精神纽带,这种“本真”的想象对促成近代中斯佛教,乃至南北传佛教的联合产生过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太虚僧团在东南亚的“佛教外交”活动

民国时期太虚法师及其弟子法舫、白慧、达居等师徒两代人曾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从事佛教外交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抗战时期,主要目的是保障滇缅公路畅通,联络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加入抗战事业;二是抗战胜利之后,主要任务更多地偏向于研究南传佛教、印度梵文佛教及南亚、东南亚的宗教和哲学等,试图以“人间佛教”理念沟通大小二乘佛学、汉传和南传、印度佛学,这构成了太虚“世界佛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两个任务是贯穿始终的,只是不同时期策略有所偏重。太虚僧团的这些努力对当今展开“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试论宗教经验的理性化过程及其内在背反

最深刻的宗教经验具有神秘主义性质,是一种超越语言、逻辑和思维的经验,是一种纯粹个体性的经验。人们只能通过直觉来获取它,而不是理性,但是为了表达和传承,原本纯粹个人的经验力图理性化、制度化,从而进入人类的知识体系,而这种努力必定会产生社会功能上的二律背反。

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晚清诗僧的“近代”感知与近代佛教史的端绪——以笠云芳圃的僧诗及其日本见闻为线索

笠云芳圃是晚清著名诗僧,著有《听香禅室诗集》和《东游记》等著作,笠云的僧诗不同于较为理性的名士高僧的文集、时论,也不同于以宣传为目的的期刊报纸和官方意识形态浓厚的档案,展现出晚清佛教史不为人注意的一些景象。为了解决庙产兴学危机,他还借助日人水野梅晓的力量兴办湖南僧学堂,开近代僧教育先河,也成为中国派遣留日僧的滥觞;而且受邀考察日本,是近代僧界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从而不自觉地引导僧界走入了“近代”。他是清末著名的诗僧寄禅的本师,从笠云到寄禅,再到太虚,构成了近代僧界改革的一条脉络,故而在他身上反映出了近代佛教史开端的诸多重要面向。

大乘佛教慈悲观的内在逻辑及其现代阐释

大乘佛教“一切皆苦”的人生论使得慈悲救度成为必要,而无我性空的本体论是使慈悲观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在“无我”的本体论意义上,“毕竟空”之慈悲主体与“毕竟不可得”之慈悲对象在因缘和合的宇宙总规则下“感应道交”,表现出“不一不异”的圆融关系.这样的慈悲观必然要求“有无双遣”的中道实践,它所蕴含的无我利他精神和中道伦理精神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建近代道德形而上基础的一种努力——章太炎宗教伦理学初探

在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顺应时代潮流,在批判已经风雨飘摇的旧有道德形而上基础的同时,试图以佛教唯识学的三自性为基础,重建宗教,以期作为新的道德形而上基石。在章氏看来,道德是新宗教的终极追求,而宗教则是道德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不可或缺的基石。

中国近代哲学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历史接合点——李石岑哲学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

李石岑早年奉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为师,对唯识学十分推崇,且热衷于翻译和宣扬尼采、柏格森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沾染近代唯意志论哲学甚深,在比较西、印、中三大文化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名噪一时;进入20世纪30年代,受李达等人影响突然转向辩证唯物论。他的哲学思想驳杂多变的背后其实有着内在逻辑,也即追求真理的学问精神和力图解决时代问题的强烈现实关怀。李石岑哲学思想的转变也反映了当时时代思潮的风云变化,20世纪20年代附会于唯识学复兴思潮和人生观大论战,20世纪30年代转入新兴起的辩证唯物论。可以说,这反映了近代哲学史演变的一条重要路向和诸多面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启示。

高校通识课“中国哲学智慧”教学模式初探——以专业课“中国哲学史”为参照的考察

作为全校通识课,"中国哲学智慧"课程不能照抄照搬专业课"中国哲学史",它在教学理念与目标、教学方式和方法上都应有自己的特色。就教学理念而言,该课程教授的是中国哲学的大智大慧,不是小聪明、厚黑学,故应以中国哲学基础知识传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培养作为两大教学目标;就教学方式而言,既要有哲学教育的共性,也即重视批判性思维、论证和说理等能力的培育,又要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些基本特质,而且还要符合通识课的基本要求。

《大智度论》与《摩诃止观》慈悲观的比较研究

《大智度论》认为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慈悲在功用上比般若智慧更具优越性。它强调般若智慧对生发慈悲心的重要性,重视中观双遣的功夫论,故而其慈悲观知识论特质更为明显,而救赎论特质显得不足。《摩诃止观》则通过“一心”本体来融摄智慧与慈悲,将止观禅定、般若智慧和慈悲实践相结合,并以“感应道交”的主体交互理论来阐发慈悲的发生,从而加强了天台宗慈悲观的救赎论特质,丰富了印度中观学的伦理思想。

九华山地藏道场的近代形象及其媒体呈现

近代僧人和学者的游记展示九华山地藏道场的诸多形象,揭示出佛教山林空间的近代文化景观。这些游记在晚清民国时期更多地被刊登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随着近代媒体的介入,以九华山为代表的佛教名山道场在传统叙述的神圣、美好的形象得到更好地呈现和传播,同时也受到一定的挑战。这反映出近代媒体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讨论佛教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推动了佛教名山道场的健康发展。

论民间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多元的宗教生态系统中,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社会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民间宗教文化属于草根文化的一种形态,具有异常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在古代历史上,即便在当代仍然以多种形式蓬勃兴旺,未来也将长期存在,这是宗教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儒释道等正统宗教和精英宗教所主张的仁义道德、慈悲喜舍抑或自然无为等道德哲学毕竟曲高和寡.

俄罗斯的飞毛腿后继型SS－X－26导弹

俄罗斯的飞毛腿后继型ＳＳ－Ｘ－２６导弹沈庭俄罗斯国防部去年１０月对外宣布，俄对一种高精度导弹进行了首次试射，这种导弹就是美国所指的ＳＳ－Ｘ－２６。作为俄罗斯的新一代战术导弹，ＳＳ－Ｘ－２６准备用来替换已经退役的ＳＳ－ＩＣ飞毛腿Ｂ导弹。前苏联曾用ＳＳ－...

近代山林佛教的文化景观与僧俗行脚——以高鹤年为中心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的学术论述中,救世、科学、理性、人间化等被视为近代佛教最为重要的特征,除此之外,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等文献则展现了一个文雅静谧、禅趣盎然的山林佛教景观,提供了长期被忽视的近代山林佛教形象。而且高鹤年还积极从事慈善活动,表现出慈悲济世的大乘精神,他穿梭于山中和山外两个“世界”,实际践行着“悲智双运”的大乘菩萨道,反映出近代居士修行的一种重要形态。本质上,高鹤年等人的游访属于行脚,他主要以“以无念为宗,以离相为旨”为佛学基础通过行脚去体悟被日常语言、思维和动作遮蔽了的佛教境界是这种修行的主要目的。

章太炎哲学思想内在矛盾的本体论原因——以“种子说”为中心

在章太炎的哲学理论中,唯识学的"种子说"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以唯识学的"种子"与康德的"十二范畴"、庄子的"成心"等概念进行格义,从而对其作了独具特色的阐发。继而,章太炎在唯识学的引导下,基本接受了佛教非本体的本体论立场。章太炎非本体的哲学资源(即唯识学)不可避免地与其本体追求之间产生了冲突,从而构成了其哲学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正是导致章太炎哲学"夭折"的深层原因。

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看佛学对宋明理学体用观的影响

自南齐道士张融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从《易传》中摘出来调和佛道二教之后,佛教也采用这种说法有意改造中国本有之经典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体用对举的思维;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佛教的体用思维,借鉴佛教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诠释本体的做法,建构起了新的儒家哲学。可见,儒释道三教在相互冲突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共同话语和思维方式,正是这些共同话语和思维方式成为三教融合的基础。

“本质主义”与“时代主义”之争——太虚的种子学说及其佛学思想的内在张力

作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佛教改革者，太虚一方面要维护佛教之为佛教的宗教本质，自发地为近代佛教徒寻求新的、公共的信仰认同；另一方面又要使佛教能够顺应历史的总方向，从而获得适应时代的生命活力。

中国佛教真理观的近代转向——论欧阳竟无的真如观

欧阳竟无宣扬唯识学的真如观,给近代中国佛学带来了新气象。他在体用简别的佛理框架内,对真如之体与生灭之用在存在德性上严加区分,并主张“即用以显体”,重新确立了名相分析在获得真如上的地位。欧阳竟无的这种真如观肯定了“哲学的真理”的合法性,改变了传统佛教过度强调“宗教的真理”的佛理格局,而且也决定了他在佛法修行实践上提倡“多闻熏习,如理作意”等“转识成智”的唯识修行,成为其佛教教育事业与刻经事业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他倡导通过讲学和刻经等方法来证取真理,对瑜伽行派的禅定理论、解脱论等阐发不足,故而他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对现代佛教学术界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佛教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