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读书无禁区

《检察风云》：您译过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部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部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部分），可是您又是一个很注重趣味的人，为什么会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史？

为书评家做一点事

在当前开展的群众性的读书运动中,书评工作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支持、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的同时,我们且不要忽略组织、动员书评家的工作。这里所谓书评家,根据我国的情况,实际上是指各学科、专业中关心书籍、并且经常就此发表言论的学术工作者、教师、干部等等。他们大多读书成癖,见多识广,学有专攻,水平较高,往往能对我们出版的书刊提出一些根本性的意见,有助于提高出版物质量。这样一支书评队伍,在我国无疑还是薄弱的,没有完全组织起来。

《阁楼人语》后记

我编杂志是半路出家.1951年考进出版社,分配做<新观察>和<翻译通报>等杂志的校对员,远远看着董秋斯、吴国英、戈扬、郁风等长者编出一期期刊物,羡慕得了不得.光阴荏苒,过了将近30年,忽然奉调去编<读书>杂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偿所愿,开始编杂志.但那时编<读书>多半是业余劳动.主要的业务是编书,行有余力,则以编刊.好在有许许多多老人家、小人家在,我只是执行而已.

索引小事

大陆出版物的繁杂与众多，是前无古人的。就中的确不乏好书，值得翻检。要说目前“无书可读”，委实说不过去。不过，量的增长远过于质的提高，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没有阅读就没有今天的我

新中国出版已经走过了60年的峥嵘岁月,本刊特邀部分知名出版人、作家、书评人等对建国以来出版的若干重点图书和出版现象进行评述,特别对建国以来出版的那一本书(或几本书)对你影响最大、阅读与你所从事的工作(或者创作)的关系等话题予以重点关注,希望对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和国民阅读有所启迪和帮助。

自愧不如

前几年台湾《联合报》上,登了一篇女作家张爱玲的旧作:《编辑之痒》。张女士说,她为《皇冠》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结果,刊出时,“言必有失”被改成“言必有中”。另外,上海的旧路名“张家浜”,被印成“张家滨”。张爱玲不无沮丧地说:

在追求特色中前进

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可贵之处在于各具特色,出版工作并不例外。认识这一点,对三联书店说来尤其重要。如果丢掉特色,三联书店一年十二本刊物、五十种书,会在当今浩瀚的“书海”里淹没。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特色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西瓜保鲜有门道

1、沙藏保鲜。经过40～50天的沙藏，仍能保持其色、香、味和营养。具体方法：选择通风透光的房屋．打扫干净．用细河沙垫底．厚度70厘米。抢晴天的傍晚或阴天采收7成熟的西瓜，要求瓜形正、无损伤、无病虫害．每个西瓜留3个蔓节．每个蔓节留1片绿叶．在蔓节两端离节33厘米处切断．切口立即沾上干草木灰．以防细菌侵入。

务工招聘会进村

灾情发生以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广大农民不等不靠，积极生产自救。6月初，已收割小麦24万亩，水稻插栽21万亩，占总量的100％。由于气候等原因，部分受灾群众将修建新房的时间定在初冬。为满足部分农民就近务工、短期务工的需求，该区组织人员赴成都、重庆等地，联系到区内外58家用人单位，在全区56个重灾村举行现场招聘会，把务工岗位送到农民家门口。

寻找精神的出路——《哥萨克的末日》北京发布会发言纪要

王蒙（作家）：首先，我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并向王天兵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在中国介绍巴别尔已经很多年了。

也无风雨也无晴：《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我至今仍然这么看。

两个人与两篇文章

李洪林：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童：《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我当时还没进《读书》大门。但是以后却不断要为此文去向领导作检讨。我当秘书出身。作检讨是行家，所以不以为是什么负担。

从学校到“学店”

我出生在上海开封路我们家的老宅子里，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按照农历，那天是八月十五。

两只羊的交往

我与本书作者,那只台湾出版界的著名牡羊,相交已近20年了。这20年,改革开放的热劲儿愈来愈大,我这个靠研习苏联"先进经验"起家的人,怎么也适应不了。幸好,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里通外国"——同境外的出版社有不少交流了。我不甚通英语,

编辑与饮食

《视觉21》三周年特刊上,主编孙平先生大叹编杂志的苦经。他的一大苦事是:居然为了工作"、忍耐地吃了近一年千篇一律的快餐盒饭",读来令人心酸。

我所知道的……

沈昌文自谦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号称"知道分子"。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考取之后,有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说:你要到北京去,我们有十个名额是为北京代招的。这样,1951年3月24日。

“知道分子”的“不良老年”

沈公昌文先生,在出版界,是一个灵魂人物;在读书界,是一个旗帜人物。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退休”后的天地

恢复光明以后退休以后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割治自内障。我年纪不大就得了白内障，视力只有零点零四。动完了手术我的视力就非常好了。我认识赵丽雅多年，手术后再同她见面，意外地发现她的脸上有了皱纹。原来过去看她只是雾中看花。最后我的视力到了一点二，这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眼睛能看东西以后，于是又蠢蠢欲动。孩子在美国，自然我又想出境，以探亲为名，行漫游之实。这次去美国，实在想耐下心来考察一些书业状况。过去是公事访问，极少闲逛。现在居然一个人在纽约的大街上逛荡。逛来逛去，喜欢上了美国的图书馆和旧书店。美国的图书馆，居然没有单位介绍信，就允许我这个外国人把书借走，而且一次能借好多本。复印很便宜，我经常把一本书全部印了带回来。

我初涉出版业

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当时已经解放了。我因为向往革命,念了一段新闻以后,中间想去考“革大”什么的,以便离革命事业近一点。可是,我妈妈常年当保姆,太劳累,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不能一辈子老是当保姆呀,你要想着养活我的事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再去报考“革大”,而是去考了“三联”。

从食素到主义

蔡澜先生有一文集《未能食素》，是我早年喜读的谈美食的图书之一。当年大读境外作家写的食经，油然而生的一个念头是：怎么能想办法到香港去住一阵，天天尝些美味。因为蔡澜以及其他诸贤所谈的美食，都在香港，不在什么尖沙咀金巴利道，便是湾仔的大王东街，叫我在北京哪里去找。天哪!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念”之动，虽说已离“文革”十来年，脑子里有这种叛逆念头还是太不应该。赶紧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