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与贸易大崩溃:罪过还是灾难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由于工业生产流程通过外包与离岸业务而实现了垂直一体化,贸易和生产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国际供应链的扩展决定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贸易弹性的明显增长,可能也解释了在2008—2009年贸易崩溃期间贸易弹性的超常现象。通过回顾一些可获取的证据,本文分析了全球化生产网络在后危机前景中的前途。在后危机时期成为世界经济特色的"新常态"中,供应链可能会变得更小和更具区域性。这一前景给处于大型区域性网络边缘且劳动力充裕的欠发达国家带来了挑战,因为它们将发现自己更加难以吸引生产性投资。然而,只要使生产的国际化得以维持的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仍然存在,去全球化就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通往和平与繁荣之路——非洲工业化的全球红利

非洲的经济问题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除了经济方面的代价外,贫穷和缺乏就业导致了冲突、社会与政治动荡、非法移民、难民危机,乃至年轻人的暴力与激进化等问题。在一个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中,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是全球繁荣与和平最为可靠的驱动力量。如果处于正确的框架之下,它将不仅能够促进非洲大陆而且还能够促进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它将为全球总体需求的扩大提供急需的推动力,将在促进全球增长的同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本文为非洲成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种战略框架,为各国政府、与发展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和非洲的外部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政策杠杆,还为非洲、其他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展现了一种双赢的机遇。

贫困与城市不平等--以墨西哥城大都市地区为例

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尤其是墨西哥的城市,贫困和不平等一直是且现在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的分析单元为世界超级大都市之一——墨西哥城,它不仅是连接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核心区域,而且是墨西哥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的中心。这一超级大都市为适应全球经济的需求而改变了城市形态,产生了一个超级大都市区:一个四处延展、边界模糊不清的超级城市,一个具有后福特主义城市典型特征的都会区,造成了新的地域性不平等。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新审视城市外围区、贫困、不平等和居住隔离等概念。第二部分探讨使当地经济的某些部分能够与全球经济连接的新的城市宏观区域特性。第三部分尝试以墨西哥城为例,说明人口、社会经济和地域的进程。

收入不平等往何处去

本文回顾了世界收入不平等及相关经济趋势中的一些重大趋势。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有证据表明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过去500年尤其是最近两个世纪的扩大之后出现逆转的迹象。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收入不平等又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再次不断扩大,从而加剧了社会动荡,并因此可能会损害一些国家的增长并重塑全球经济竞争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利润率和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处于最高水平的时候,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不断增长与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加剧已呈齐头并进之势。

人道主义行为:有多人道?

何谓"人道主义"行动?如果问那些人道主义人士,他们的答案通常是:人道主义是指中立、公正和独立地向身处危难的人提供援助,挽救生命。如果查阅从批判的视角审视人道主义的文献,你会发现答案取决于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本文中,我计划在这两个视角之间开辟一条新的思路。从批判理论出发,我认为最好将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系列社会关系,而非一系列行动。从人道主义部门的标准看法出发,我认为人道主义也建立在结果伦理的基础之上,而这将会使我们的关注点重新回到结果,而非回到关系。我将使用家长主义这一概念来探讨这种"第三条道路"。我们可将家长主义理解为试图用一个行为体的判断来替代另一个行为体的判断,而这么做是为了后者的最大利益、福利或幸福。尽管人们给家长主义下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但这些定义都有以下构成要素:关怀伦理、不平等关系、判断替代和结果伦理。我进一步认为,尽管这些构成要素几乎一直存在,但它们在人道主义者与接受者间的关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