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规范下,通过内省营造了继先秦以来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这座高峰的顶端就是以经世为终极目的的理学。理学是宋代文化的核心,也是宋代社会的大脑,具有“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蕴和韵味,体现出不同于汉、唐的精神境界,作用于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透过宋代文化理解其中的意与韵,探讨宋人的精神塑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和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宋词本体的多元特征

宋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本体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词体功能的多样性:社交、娱乐、抒情与言志诸功能既相独立又彼此联系;二、词风流变的多向性:在纵向的规律性演变中又包含着横向的个体风格的转变;三、创作主体的多重性:多重主体与社会角色的每一个侧面都映射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

“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兩宋黨爭與“江西詩派”

“江西诗派”的正式命名始於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主要由黄庭坚门下士与吕希哲门下士组成；该《图》的问世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吕本中以此《图》为“江西诗派”树旗扬帜，表现了他以文坛结盟的方式振作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昭示了他在党争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江西”诗人的苇体关系的形成首先以相同的政治倾向为纽带，他们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地位的升降起伏，也是党争双方的势力彼此消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诗派”首先是由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苇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

士人貶謫與文學創作——宋神宗至高宗五朝文壇新取向

自宋神宗至高宗五朝百年間,數以千計的士人遭到貶謫。既作爲政治上的貶謫者又作爲文學創作主體的宋代士人,在貶謫囚居中,備受處窮憂生之悲的侵襲;面對這一侵襲,他們竭力踐行內聖之學,修煉心性,排遣悲哀情累,安之若命,經歷了"悲哀—超越—盼歸"的心路歷程。該心路歷程主導貶謫羣體在文學創作上由"外"入"內",全面轉向了內在性情的吟詠,將處窮憂生之悲化爲坦易自如的閑暇之吟,形成了用來展現自我强化的"內聖"精神與品格的文學意境。這由神宗時期的蘇軾開其端,哲宗紹聖至高宗紹興年間的衆多貶謫者暢其盛,呈現出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新取向。

唐宋词社会文化学论纲

唐宋词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独具审美价值的文学艺术样式而存在，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但需要燕乐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同时还涉及到当时的各种社会风尚习俗，是综合了多种社会风俗而产生的“文学—文化现象”。因此，研究唐宋词。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柳洲詞派與詞壇中興

天啓、崇禎之間,柳洲詞人羣始以詞派的身份出現,後一直活躍於清初詞壇,歷時半個多世紀。大致前期以王屋爲盟主,後期以曹爾堪爲領袖。崇禎九年(1636),隨着王屋、錢繼章、吴熙、曹爾堪四人《詞箋》系列的刊刻問世,該派確立了惟"性情"是從,以"可騷可賦"、"可羣可怨"爲價值取向的詞學主張,擁有了共同宣言,在崇禎詞壇與雲間詞派雙峯並峙,各具風采。在王屋、曹爾堪先後主盟下,柳洲詞派不僅形成了以"清"爲特徵的閑澹秀脱的主導風格,而且率先開啓了始於蘇軾、盛於南宋的"非本色"的"變調"之風,與陳子龍至清初"本色論"者遠紹唐五代北宋的"正體"相並而行,交相推進了明清之際的詞壇中興。

一项费神而有价值的工程──读蔡义江先生新校注《红楼梦》

一项费神而有价值的工程──读蔡义江先生新校注《红楼梦》沈松勤曹雪芹生前并没有料到，其呕心沥血、辛苦“哭成”的“百余回大书”，居然散佚了后半部，仅止于八十回而铸成了文学史上的千古憾事；也许更没有想到，在手稿被转借抄藏、好事者续补完型、不同版本间出的过程...

叶适“复礼”说的哲学依据与现实意义

叶适的"复礼"说建立在经验人性论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与当时的儒学主流思潮性命之学适成鲜明的对比。性命学者在形而上倡导"成圣"之学,目的是为了从终极意义上解决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叶适的"复礼"说,其目的是为了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提升人生的经验能力,塑造完美人格,因而更贴近现实人生,亦更具实践意义。

朱祖谋与“四声词”风气的生成及其得失

以朱祖谋为代表的近代词人,出于“别是一家”与“传世不朽”的双重焦虑,将前代不彰的“四声词”推向顶峰,旨在重建词体的声律特性。而在朱祖谋引导下的词坛交互过程中,“四声词”风逐渐精细化、理论化、常态化,“守律”俨然成为时风,并且在创作群体的争胜中愈演愈烈。但这种争胜最终又制约了词的创作,所以需要对其得失进行综合评判。虽然它在指导词学创作上的贡献较为有限,但客观上推动了词学律谱的发展,具有一定回顾价值。

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高宗和秦桧为了“绍兴和议”,在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禁锢政敌的同时,又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作为决定“绍兴和议”期间文学生态的环境因子,这一高压政治既使创作主体锐气顿失,灵光耗散,卓识幽闭,呈观出集体怔忡症与失语症,又诱发了其极易被政治异化的文化“基因”,产生了适应性的变异,使之奔竞于适应高压政治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文坛呈观出一派“弥望皆黄茅白苇”之势,成了宋代文学史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

作为"触媒",北宋党争激活并深化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历史记忆,使之产生陶渊明情结;同时,在社会背景、文化结构和时代接受心理的共同影响下,苏轼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陶渊明重新进行了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冲淡平和的外壳中,体现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并使其得以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敕修两浙海塘通志》错简纠正

作为我国迄今为止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续编，《续修四库全书》从1994年正式启动以来，历经8年的漫长时间，到2002年4月终于完成了全部1800n图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与汇集。《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凝结着几代学者无数的心血与汗水。它不仅能为《四库全书》正谬补阙，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代乾隆、嘉庆以来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白掀与总结。《续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珠联璧合，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文化宝库。

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

熙宁四年底，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调离京城，通判杭州。在判杭期间，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促使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而非出于自觉，其近五十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然而，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苏轼在判杭词中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自觉提高词品、革新词风奠定了基础。

论谢朓诗歌的艺术成就

我国诗歌创作到了齐梁时代，建安风力殆尽，出现了刻意数典用事、“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嗣后，还出现了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然而，南齐的谢跳以其清逸流丽、工细自然的诗笔，描写了以宣城为中心的皖南山水，对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作了新的开拓，给后来的唐诗以良好影响。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

《左传》记述了春秋列国间一系列外交斗争场面,保存了很多语惊四座的行人辞令。这些行人辞令,是战国纵横辩说的先驱,对后世论辩文体也有重要影响,所以值得单独提出来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