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与幸福感——来自委托-代理理论和CGSS的证据

所谓“苟不教,性乃迁”,教育自古是引导个人身心发展的有效工具,同样也是国家百年大计之根本。在个人和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幸福感的今天,教育对幸福感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便是文章的研究主题。文章基于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委托-代理理论一般模型原理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理论上和实证上验证了教育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性,并深入研究了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即学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更强。进一步对不同群体展开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为男性带来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为45岁以下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45岁以上群体;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差异,其为农村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群体。并且实证证据表明教育是可以通过阶层认同感来影响幸福感,“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感—幸福感”这一幸福感作用机制成立。以上结论说明,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同时政府在推进居民幸福提升的进程中,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工作,支持女性及其专项教育事业,关注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

儿童照料方式对已婚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

多数中国女性普遍同时肩负家庭抚幼及社会生产的双重责任,使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祖辈照料、正规照料对有1—6岁本地子女的已婚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两类儿童照料方式对已婚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月工资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祖辈照料产生的促进效果高于正规照料,且结果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城乡流入地、户口性质、子女数量及年龄结构方面存在异质性。另外,研究还发现住房支出占比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削弱了儿童照料方式对租房流动女性就业的促进效应。研究为构建新型儿童照料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揭示了近年家庭化迁移模式下女性就业困境的破解路径,对促进女性平等发展、提高家庭经济能力及改善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具有现实意义。

浅析工程监理在房屋建筑工程现场的质量管理

对房屋建筑现场进行工程管理就是设置监管制度对施工工程进行法律约束,指派监管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全部施工细节进行纠正,从最大程度上确保房屋建筑工程的安全性、牢固性。工程监理在房屋建筑工程现场的质量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的监管体系,这项监督管理体系不仅仅对房屋工程的施工人员进行行为约束,减少偷工减料的现象,更是出于对整项房屋建筑工程整体的安全性能的考虑,最大程度保证房屋建筑的质量安全。所以我们应该对房屋建筑工程现场的的质量安全的全称监督管理格外重视。在此基础上,本篇文章对工程监管在房屋建筑工程现场的质量管理上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安居才能团聚?--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推动效应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子女是否随迁不仅会影响到家庭的幸福,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的速度、结构和质量。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和住房制度设计的缺陷,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文章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考虑稀有事件偏差和内生性的情况下检验了保障性住房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表明:保障性住房可以减少由于子女随迁所导致的退出劳动力市场和房租增长的负面影响,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但是,在我国双体制住房市场结构中,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的供给存在着门槛效应,流动人口保障性住房的整体可得性水平较低。同时,在户籍制度所产生的"社会屏蔽"作用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且对保障性住房的依赖性更高。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迁移模式的转变与住房供给之间的匹配矛盾,阐明了制度性约束对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深层次影响,为在当前新一轮的住房制度改革中应加大对流动人口公共住房供给,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新型住房保障供应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城乡医保统筹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了吗?

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非正规就业的主体。作为劳动权益保护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保障受益公平是缓解农民工当前普遍存在的“过劳”现象,实现体面劳动的重要路径。本文以城乡医保统筹为切入点,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医保权益均等化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城乡医保统筹有效降低了农民工过度劳动发生率,缩减了农民工超时劳动时间。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医保统筹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关键在于提高了农民工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经济能力,增强了他们在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异质性分析表明,“多档制”统筹模式、省级统筹层次能更有效地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进一步讨论发现,务工地城乡医保统筹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缓解作用显著大于户籍地城乡医保统筹。本文研究结论为持续完善城乡医保统筹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受益公平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效应与城市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测度模型,绘制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及城市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趋势图,检验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创新的空间关联性,采用空间杜宾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得到如下结果:(1)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程度以及技术创新水平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与非均衡性,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本地城市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通过空间关联对其邻近城市创新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多样化集聚不利于本地城市技术创新发展,也对其邻近城市创新存在负向空间溢出。(3)从地理区位差异视角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显著推动了内陆城市技术创新进步,而多样化集聚对其邻近城市创新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经济发展地区差异视角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显著推动了经济发达城市创新发展,但多样化集聚对经济发达城市创新产生了明显抑制作用。文章对于城市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自身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推动城市群跨地域创新活动开展,进而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能安居,焉能育儿?——住房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近年来中国家庭面临的"住房难""不敢生"等特征事实,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估计了保障性住房、产权性住房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发现两类住房对生育均发挥出"正外部性"。进一步分析得出,住房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在是否流动、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及首(多)次置业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本文的发现验证了"安居"对生育意愿的溢出效应,为新时代我国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来实现"住有所居",进而促进生育意愿释放、跨越"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经验证据。

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推动效应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子女是否随迁不仅影响家庭的幸福,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的速度、结构和质几个。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和住房制度设计的缺陷,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保障性住房可以减少由于子女随迁所导致的退出劳动力市场和房租增长的负面影响,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双体制住房市场结构中,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的供给存在着门槛效应,流动人口保障性住房的整体可得性水平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