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苦难——沈泽宜访谈录

李浔: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最初的创作动力是什么?后来能够坚持创作的原因是什么?沈泽宜:我是1951年秋读高二时开始写诗的。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对生命的感恩(这跟西方诗人原罪说可能不同),具体点说是对生养我的故土的感恩,我生平的第一首诗《一个明亮的湖泊》可以作证。

论“南方生活流”诗(上)

1982年夏,当以“今天”派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第一次浪潮退潮之际,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上下游、这一曲尺形地区,一种完全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风开始兴起。它提供了以“南方生活流”诗为代表的新时期诗歌第二次浪潮的最初信息。 作为一个新的诗群,比起“今天”派诗群来,“南方生活流”诗群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有重要基地,比如浙江、四川、江苏、上海,但不象“今天”派有北京那样的地区核心;2、人数更多,但没有形成类似北岛、舒婷那样的诗人核心;3、在迄今为止的五年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示流派的实力,覆盖面越来越广,近年来更有远伸至新疆、西藏、东北之势。它的一个分支通向高校。

“新生代”诗与强烈的市民心态

早先,诗评界很有一些人逢新必反。他们拒绝对“没见过”的东西有所接触、有所理解、有所接受,从多年形成的心理定势出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大反一气。后来呢?一些曾被视为异端的新潮诗居然站住了脚跟,且日益蔓延,于是一些人又不问青红皂白逢新必捧。这种状况一直到“新生代”诗出世五、六年之后,已经暴露自身不足的今天,还在继续。这除了助长某些“新生代”

论“南方生活流”诗(下)

五、诗歌语言的非优美化。唾弃矫揉造作,拒绝优雅精致,以质朴、自然的纯现代口语入诗。随意性被强调。俚俗,噜苏、非规范化这些诗家大忌,如今都有了用武之地。共同的指向是以灵活多变的现代语言感来表现现代人的心态和意绪。 在新时期诗歌的第二次浪潮对第一次浪潮的跨越中,诗歌语言的全面更新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在非意象化的同时,“生活流”诗人群力求以富有日常会话语势的纯口语写诗,完全抛弃了脚韵,“加工”、“提炼”等语言运用上的旧有修饰语,至此已完全不适用。词语仿佛纯粹是漫不经心地用到诗里的,带点儿自嘲,带点儿自怜,也带点儿自尊,非常适应抒情内容的平民化和家常化。

论抒情诗的情感结构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两次跨越(下)

1982年夏,当以“今天”派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第一次浪潮退潮之际,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上下这一曲尺形地区,一种完全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风开始兴起。它提供了以“南方生活流”诗为代表的新时期诗歌第二次浪潮的最初信息。 作为一个新的诗群,比起“今天”派诗群来,“南方生活流”诗群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有重要基地,比如浙江、四川、江苏、上海,但不象“今天”派有北京那样的地区核心;

诗的宏观把握与微观传导——关于诗表现时代的思考

时代造就诗人。诗人也大多有表现身临其境的时代的潜在向往。在这点上诗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然而,在如何实现反映时代这一点上,却往往各执一端,争论激烈。究竟如何按照诗歌自身规律艺术地反映时代精神(或时代情绪)呢?本文试作一探讨。 一 综观诗歌发展史,诗(不包括史诗)反映时代情绪,不外两种情况。其一是篇幅较长的单篇诗。

现代诗人朱渭深传略

朱渭深(1910—1987),中国现代诗人,浙江湖州人.著有新诗集《期待》(1930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散文集《秋花集》(1934年11月,上海天马书店)、旧诗集《片羽集》(1936年,上海文明书局)及《霞飞诗选》(1944年,昌化天目书店)等.此外,散见各报刊的作品及未刊本尚多.一生创作,仅就诗歌而论,有新诗200百余首,旧诗500百余首.

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两次跨越(上)

源远流长的中国抒情诗被以违反人道、人性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它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假、大、空)逼入绝境之后,具有崇高悲剧意味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揭竿而起,终于使中国抒情诗重获生机。可是,天安门诗歌运动毕竟有如电光火石,现实不容许它在诗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有实质性的建树。在季节错乱的年代里,天安门诗歌运动只不过是一声冬日的惊雷,一直要到几年之后,当历史终于跨入新时代的门槛之后,才回声四起。

论艾青抒情诗中的第二形象

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人物形象通常是与叙事性的作品,如小说、戏剧、叙事长诗等相联系,而很少与抒情诗相联系的.叙事性作品主要是通过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间接作出评价,抒情诗却主要是通过多角度地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来直接对现实作出评价.这个自我形象通常是由众多的抒情诗对来自现实的各种信息作出反应而创造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个与人民群众痛痒无关的“小我”,也可能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与“大我”休戚相关的小我.抒情诗人的思想境界、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无所逃避地体现在这个自我形象身上,功过是非、得失成败,主要应在对这一自我形象进行鉴别后才能作出评价.

润物细无声——读胡乔木同志《诗六首》札记

连日来,春雨绵绵,气候是明显地转暖了.二月十五日,喜见《人民日报》第七版上刊有胡乔木同志的六首新作,捧读之际,爱不释手,似觉有精神上的春雨正喜孜孜地渗入心田,使我通体新鲜、温暧.兴奋之余,很想逢人便说上几句.

《摩罗诗力说》初探

尽管在鲁迅先生的全部创作中,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鲁迅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这样说不但因为他留给我们的六十一题,七十六首诗作均是心血凝成的绝唱,足可代表他全部创作的精神实质,还因为多达十六部的杂文集中所收录的近百万字杂文,不啻是诗和政论的结合.如果对鲁迅本人诗的气质缺乏正确把握,就很难说明这些杂文除了具有非凡的理论说服力外,还具有特殊的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是深知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是一直关怀中国诗歌的命运及其发展前途的.

说说“个人化”

诗,这古老的风笛,正义之剑,它是摧残者的天敌,苦难者的慈航,是人类良知眺望未来的窗口。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分崩离析的人类重新团聚——这是我考察90年代诗歌写作的根本出发点。 大家应当不会忘记当年为朦胧诗辩护时的悲壮心情。北岛、舒婷、顾城们,试图通过诗歌建立一个独特的世界。

关于诗的功能,诗歌现状,诗与崇高

本文由三个紧密联系、前后呼应的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笔者开宗明义阐明诗歌的基本功能是开辟道路,抚慰心灵,完善和提升人性。指出这是自有诗歌以来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最具本质意义的伟大功能。由此进入第二部分,指出当下诗歌写作的平庸、琐屑和浓重的休闲气息,正在消解诗歌精神, 割断诗与民众的最后一点联系。究其原因,正是对诗歌功能性的否定与误读。而在第三部分,笔者认为时代需要有崇高感的诗,而崇高感总是与悲剧意识相关,能激励人类经由苦难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指出崇高感事实上就包含在诗歌的三个伟大功能之中,它将引领人类由黑铁时代重新迈向黄金时代。

为一种清新、强健的诗歌而努力

作为文学之魂、人类之魂的诗歌,它光一样流动,火一样明亮,风一样自由;是鸟叫,晚钟,婴儿啼哭,引领在物欲场中走失的灵魂重新找到归家之路。它同时又是海湖的涌动,宝剑的龙吟,丝绸的飘拂,兼具摧残者的天敌,弱小者的卫士,苦难者的慈航的品格。诗,从内部让人变得善良、高尚、宽宏大量,让人类有朝一日得以诗意地栖居在苍天之下,大地之上。

得到的与失去的——谈新生代诗

“新生代”是一个空前庞杂、自相矛盾、互不搭界的诗歌群体。这一称谓之勉强可以接受,仅仅因为年龄、心态、现实处境大致接近的缘故。笼统地说好还是说坏似乎都缺乏根据,需要的是冷静的、非意气用事的梳理。新生代诗五至六年来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准备不足的市民心理由最初的激动到渐趋冷静,转而对现实的进一步发展持怀疑态度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部分新生代诗人由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准备不足到逐渐强化、优化的过程。与观念上崇尚自由相一致,新生代诗人在表现方法上各立门户,再无统一的标准。意象诗与反意象诗在同时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