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初始征税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提案发展了一系列规则,允许各国对其他国家没有行使初始征税权的所得征税。拥有初始征税权的受影响国家应当如何应对?一种可选方案是让其他国家获得他们选择不征收的那部分税款。这意味着他们将因不能获得税收收入而遭受经济损失。另一个可选方案是增加税收,这样初始征税权将被“充分”行使。然而,考虑到这将对国内纳税人造成更深远的影响等各种原因,这种选择可能是不可取或不可行的。本文探讨了第三种可选方案:引入一种新的防卫税(Defensive Tax),它适用于在没有该防卫税情况下将根据GloBE规则在他国被课税的所得。其结果是,拥有初始征税权的国家将获得税收收入。这种税收不会对跨国公司的整体税收负担和投资动机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那些可能受到最近国际税收发展不利影响的国家应该考虑采用这种税收来保护他们的初始征税权。

数字服务税:一种概念上的辩护

自2018年以来,英国政府、欧盟委员会和一些欧洲国家政府提出了大胆的新"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 tax,DST)提案,旨在获取由数字平台用户贡献的价值所反映出的跨国公司利润。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论据来支持DST,认为其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考量。具体而言,DST允许将数字平台赚取的地域性特殊租(location-specific rent,LSR)由产生此类租金的国家获取。笔者认为,在传统的国际所得税范式下,平台的LSR常常被隐藏起来,因为该范式关注的是实体存在、付款来源和相关实体之间的利润分配。此外,该范式忽略了一项关于流动型无形资产的租金应如何分配的基本的直观判断:当一项技术部署在多个非竞争性的地点,那么将特定地点的技术部署所得的任何租金分配给该特定地点是既有效又公平的做法。在平台租金产生地征税的原则,既有别于也优于将利润分配给"目的地"(即购买方或消费者所在地)管辖区的原则。平台租金可以产生于来源地、目的地或居住地所属管辖区,而"用户价值创造"的所在地不能简化归结为消费者的所在地。此外,根据租金的产生地主张征税权本身就是出于公平的考虑,而以目的地为基础的分配则通常忽略了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本文讨论了各方对DST提案的误解情况,并否定了某些关于DST可能产生影响的常见断言,包括DST成本将简单地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或生产商,以及基于收入的税收本身存在缺陷。最后,笔者认为DST在减少平台市场过度进入问题上的潜力也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

论数字服务税相比于“显著数字存在”提案的优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宣布了一项国际税收改革的工作计划,以回应使跨国公司利润征税权的分配反映用户价值创造的呼吁。同时,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提出了将“显著数字存在”(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SDP)概念引入各成员国税收协定的提案。作为OECD所赞成的方案类型中的一种示例,笔者对SDP提案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近年来提出的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DST)相比于SDP提案更具优势。特别是,DST直接解决了利润在何处分配和课税的问题,而SDP提案则将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置于大量税收协定的调整之下。因此,全球税收协调理应成为更加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全球最低税与国家利益:论实施支柱二的策略动机

支柱二主要由收入纳入规则(IIR)、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和低税支付规则(UTPR,低税利润规则)三个部分组成。系统分析实施或保留支柱二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策略动机可以发现,对致力于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政府来说,这种实施动机之弱令人惊讶。研究表明,如果各国的实施是由国家自身利益所推动,那么,即使在许多国家实施支柱二之后,该项制度仍可能瓦解。事实上,支柱二考虑到各国之间存在大量财富转移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得其极不可能实现“激励相容”。同时,对UTPR的超属地和非超属地解释提出了关于国际法的不同规范性问题,因此,关于UTPR的规范性辩论应更加关注其积极特征。

国际有效最低税:对全球反税基侵蚀提案(支柱二)的分析

二十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包容性框架目前正在审议一项国际有效最低税(即支柱二),作为它们应对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工作的一部分,并寻求在2021年夏天达成所谓“全球反税基侵蚀提案”(Global Anti-Base ErosionProposal,以下简称“GloBE提案”)的政治协议,由于拜登政府的全力支持,支柱二前景甚佳。该文概述了2020年10月GloBE蓝图发布前的一系列发展,并评估了其政策原理以及在公开听证会和已有相关文献中提出的某些异议。此外,该文还对GloBE的一些关键设计要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同时,也将解决其与税收协定、简化措施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从税收竞争到补贴竞争

近期的国际税收改革为非税补贴提供了与等额的税收优惠相比更大的优势。在一些国际税收规范下,对跨国公司而言,获得非税补贴通常会比获得等额的税收优惠更有利。因此,为了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各国现在有更强的动机采用非税补贴,这种由税收因素驱动的对非税补贴的偏好可能影响未来国际税收和补贴竞争的格局。本文认为,这种对非税补贴的偏好在政策层面不具有正当性。为了对等效措施给予类似待遇,本文建议对国际税收规范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提出的全球最低税提案进行若干修改。

国际税收协定面临的新谜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双支柱解决方案”得到了二十国集团的背书,137个国家(地区)就该方案达成了新国际税收协议,且已被广泛视为国际社会需要税收合作的证据。最近提出的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服务贸易的转型破坏了传统国际税制设计的前提;二是国际社会需要安抚美国,防止其发动贸易战;三是国家应该通过合作来终结税收竞争和跨国公司避税,但这与经济理论和“双支柱方案”的实际内容不一致。理论上看,无论是关于生产资本还是公司总部的税收竞争,终结竞争都不能为所有国家创造利益。就政策内容而言,“双支柱方案”更有可能被解读为限制而非增强政府对跨国公司征税的能力。“贸易条件理论”为世贸组织的制度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方式,为了效仿“贸易条件理论”的成功,可能需要摒弃某些长期以来在国际税收讨论中盛行的假设。只有对国际税收的主题进行更基本的概念化重构,才能揭示国际税收合作的真实过往与未来发展。

论数字时代来源地课税的合理性

价值创造这一概念是受益理论的引申发展,它证明了来源地课税的合理性(比如解释了原因及其公平性),但是解决不了其他问题。换言之,如果一个非居民企业在市场管辖区中创造了价值,那么该价值将被认为是该企业利用来源地/市场管辖区提供的惠益(主要是需求因素,而非供给因素)创造的,而该惠益以及文中论述到的其他惠益主要源自于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有助于合同义务履行和允许强制执行债务的法律体系。不难发现,与将利润归因于税收管辖区内进行的经营活动相关的难题,或与此类利润的量化和分配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都未能通过"价值创造"这一概念得到有效解答。在1920年代,征税权的分配方案是经过谈判达成的妥协结果。而2020年代的妥协方案则可以通过受益原则来论证确立来源地征税权的合理性。